这天晚上，A银行孝北县支行正在召开党员大会。
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学习党章。支行纪检组长夏宗明照本宣科，还时不时出错。
王加根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，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，就悄悄离开了。党员大会本来与他没什么关系，可刘崇高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列席。他来露个面，点个卯，任务就算完成了，不准备继续听下去。
今天够累的了，晚上还不让人休息！
上午，由副行长万建伟带队，支行人事股、存款股、会计股、出纳股负责人一起前往昌盛街储蓄所，了解这里的员工私自倒班、轮休时间过长的问题。
按规定，银行储蓄人员上班实行“两班倒”——半天上班，半天休息。而且同一天不允许从早到晚“拉通班”，必须上午班和下午班交替进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上午上班，明天就应该下午上班。之所以作出这么严格的规定，是为了把交接班时间安排在中午，避开业务高峰时段和运钞车接钱箱子的时间，能够有效控制内部作案，降低发生差错的风险。
昌盛街储蓄所主任黄义鹏胆大包天，竟然私自作主另搞一套，让员工随意换班。有时同一天“拉通班”，然后休息一整天；甚至连续上几天班，再连续休息好几天。储蓄事后监督人员在检查业务传票上的个人名章时，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就向钟秀娟作了汇报。
按正常路径，钟秀娟应该把这件事告诉王加根。但这个女人心思深，想到黄义鹏是王加根的学生，担心王加根袒护包庇，就没有向他汇报。又想到韩忠勇拿捏不住王加根，也没有向韩副行长汇报。她直接把这件事捅到了“一把手”刘崇高那里。
刘崇高听说这事后，马上安排万建伟去调查核实。
万建伟带着夏宗明、王加根、钟秀娟、刘艺珍、宁文莉一大队人马，搭乘支行刚买来的“万山”面包车，浩浩荡荡地前往昌盛街。
这种事情调查核实其实并不困难。
储蓄所有考勤册，有尾款箱交接登记簿，查看一下就能发现问题。实际情况比他们预想的更简单——开口一问，黄义鹏就全部招供了。
黄义鹏没有把这件事想得太复杂，也没认识到这种错误的严重性。他嘻皮笑脸地争辩道：“不就是调整了换班方式么？上半天休半天与上三天休三天有多大区别？反正工作时间又没有减少。”
对于这种糊涂观念和认识，前来检查核实的领导们进行了严肃批评，并且众口一词地强调了遵章守制的重要性。
夏宗明还透露，市分行刚刚召开了组织人事及纪检监察工作会议，处分了一大批违规违纪干部员工，撤职的、开除的就有好几十人。
“市分行这次动了真格，大家都要小心些。”夏宗明脸色铁青地警告道，“孝天商场储蓄所遗失了两份空白存单，储蓄所主任撤了职，还背了个开除留用处分。两个储蓄员都被辞退了。”
“真的吗？”钟秀娟显得非常吃惊，不以为然地嘀咕道，“我们中山街储蓄所也丢失过一张空白储蓄存单。”
如同大晴天突然响了一声炸雷，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
王加根生气地问：“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？”
“发现丢失存单的时间比较早，是韩忠勇当存款股长时的事情。我向他汇报过，他叫我莫声张。”钟秀娟如实相告。
原来如此！韩忠勇怕挨批评，怕影响他的仕途，就把储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隐瞒了。钟秀娟也配合得很好，这么长时间没有提起过。那她现在为什么又突然把事情抖出来呢？
这事既然已经公布于众，王加根作为存款股长，就必须向行领导汇报。从昌盛街储蓄所回到支行机关，他叫上钟秀娟，一起去找刘崇高。
“什么？丢了一张空白储蓄存单？”刘崇高马上警觉起来，“是去年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来孝北支行了吗？”
钟秀娟翻了翻《储蓄基础工作检查日志》，回答说：“是一九九五年十月三日发现存单丢失的。”
刘崇高于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来A银行孝北县支行上任。也就是说，此事发生在他到任后的第八天。
“去把韩忠勇叫过来！”他恼羞成怒地吼道。
王加根与钟秀娟对望了一眼，默默地走出行长办公室。
在韩忠勇那里，三个人又互相埋怨起来。
韩忠勇责怪钟秀娟：“这事过去都快一年了，反正又没有人问，何必不臭的屎要挑起来臭？”
钟秀娟说，她有口无心，听夏宗明讲孝南支行丢失空白凭证的事情，就不由自主地说漏了嘴。
“其实这事可以不告诉刘行长。”她说。
王加根责怪韩忠勇，说他们两人交接的时候，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，不该隐瞒这么重要的情况……
埋怨归埋怨，争吵归争吵，最终还是要去向刘崇高交待。
刘崇高见到韩忠勇，自然没有什么好言语。
韩忠勇自知理亏，装成一只死狗子，一句话也不回应。
“现在怎么办？你们说说看。”崇高横眉怒目地质问，“是报市分行，还是不报？现在风声这么紧，全行上下都在整顿违规经营，查处违章行为。孝南支行孝天商场储蓄所的结局摆在这儿，只要一上报，我们几个人都脱不了干系。要是不报，将来那张丢失的存单出了问题，谁来承担责任？”
韩忠勇、王加根和钟秀娟三个人都不吭声。
事实上，刘崇高还有一个顾虑。中山街储蓄所丢失存单的事情已经有那么多人知道了，如果他不向上面报告，会不会有人告他的状？他现在真是闻“告状”就胆寒啊！
几个人站在那儿，一筹莫展，僵持了好半天。
刘崇高看下属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只得自作主张。他说，这事肯定要如实向市分行汇报，但汇报的时间和方式要斟酌。在眼下这种形势下，这事绝对不能提，一提就是找死，就是主动往枪口上撞。对于已经知道或听说过这事的人，要逐一做工作，让他们不要向外传播和议论。如果再有人问起这事，就说丢失的存单已经找到了。统一口径，避过风头，等将来形势缓和下来再作打算。
“王加根和钟秀娟再去中山街储蓄所了解一下情况。与所主任和经办人员单独谈话，并做好记录。然后写一份详细的汇报材料，交给我。”刘崇高停顿了一会儿，又说，“赶紧发通知，今天晚上召开全体储蓄人员会议。我要在会上再强调一下。”
下午上班后，王加根和钟秀娟就前往中山街储蓄所。
花了一个多钟头，才把话谈完。返回支行机关时，又听说余丰新的父亲去世了。何志宝和陈俊杰正准备去小河镇余丰新家里慰问。
王加根没怎么多想，决定跟着一起去。
在路上，陈俊杰告诉他，晚上的储蓄人员会议取消了，改为全体党员大会，要求入党积极分子列席。
“到余丰新家里，我们上过香，作三个揖就回来。花不了多少时间，不会耽误晚上开会。”何志宝大大咧咧地安慰王加根。
司机小季开车一路狂奔，拖着他们赶往小河镇。
何志宝把慰问金交给余丰新。几个人到死者灵位前上香、鞠躬、作揖，礼节尽到后，就打道回府。
返回孝北县城时，已是暮色苍茫。王加根回家扒了两口饭，就匆匆赶到支行小会议室来开会。
第一项议程，居然是由夏宗明组织学习党章……
王加根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，不停地打哈欠，上下眼皮子开始往拢粘。最后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就站起身来，悄悄地离开会议室。先是装模作样地去了一趟厕所，然后就偷偷地溜回家了。
“这么快就散会了？”正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方红梅问。
“偷着跑回来的。”王加根满不在乎地回答，“党员大会，跟我屁不相干。”
“既然去了，就坚持到会议结束呗。要是后面还有重要事情呢？你总是那么任性！”方红梅责备道，过了一会儿，又说，“对了，刚才罗新初来过电话，说是找你有事，叫你给他回个电话。”
“罗新初找我？”王加根非常吃惊，“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”
的确，罗新初平时很少主动联系他，从来没有打电话到他家里。今天会有什么事情呢？他满腹狐疑地走进卧室，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。
电话接通后，罗新初简明扼要地谈了他准备组织中层干部控告刘崇高的想法，叫王加根现在去他家，商量一下细节问题。
控告刘崇高？罗新初为什么要控告刘崇高？他不是一直抱着刘崇高的大腿么？怎么突然之间又要与刘崇高决裂？
王加根觉得这事有点儿蹊跷。去不去罗新初家里，他也比较矛盾。这种犹豫并非他对刘崇高抱什么幻想，而是不想与罗新初这种人搅在一起。罗新初扬言要控告刘崇高，这其中会不会存在什么阴谋？
“还是去看看再说吧！反正火已经点燃了，再往上面浇桶油也无所谓。要烧索性就让它烧旺些。”这样想着，王加根就披上外衣，换过鞋子，下楼来到二楼罗新初家里。
门打开后，他吃惊地发现，灯火通明的客厅里除了罗新初夫妻，还有汪刚毅、叶卫国、田桂平、姚丽琴、宁文莉、黄义鹏……
大家都微笑着与王加根打招呼，似乎是在专门等他。
“王股长，你是不是该请客呀？”汪刚毅突然调侃道，“我们这么多人为你打抱不平。你总得表示一下吧。”
王加根马上予以回击：“扯淡！跟我有屁的关系？你莫把我拿出来当挡箭牌。”
罗新初起身进入房间，又很快从房间里出来。手里多了几张纸，显然是他写好的材料。
“人已经来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开始商量正事吧！”罗新初把刚才在电话里与王加根讲的话又给大家说了一遍，然后开始慷慨激昂地朗读他起草的控告信。
控告信念完之后，他情绪异常激动地说：“庆父不死，鲁难未已！刘崇高不下台，孝北县支行就不会有好日子过。现在，支行的党员同志们已经行动起来了，为我们做出了表率。我们这些当股长主任的，也不能无动于衷！我熬夜起草了这封控告信，归纳了刘崇高的十大罪状。说实话，他这个人干的坏事远不止这些，罪行真是罄竹难书。不过，有这十条罪状也够他喝一壶的。今天把各位请过来，就是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。”
罗新初说到这儿停下来，等着大家发言。可等了好半天，屋里却鸦雀无声，大家突然之间似乎都成了哑巴。
他环视了一遍所有人，还是自己打破沉静：“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，我就把控告信抄两份。一份寄给省分行，一份寄给市分行。抄好之后，还是麻烦各位签个名。”
听到这儿，王加根从凳子上站起身，说：“签名的事情我还得考虑考虑，明天再给你答复。”
然后，他向罗新初告辞，一个人先行离开了。
同样是告状，王加根组织的与罗新初组织的有明显区别。王加根组织党员举报刘崇高暗箱操作史涛入党的事情，那是因为刘崇高违背组织工作原则，侵犯了党员的合法权利。而罗新初组织中层干部告状，似乎只是想搞暴动，把刘崇高彻底扳倒。这场风波因王加根而起，但来势之猛、发展之快完全出乎他的预料，局面似乎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。如果继续这样闹下去，会产生什么后果？
罗新初一直对刘崇高唯命是从，希望得到刘崇高的提拔和重用。现在两人为什么反目成仇？王加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担心自己一时冲动，被他人所利用。
回家之后，他与老婆谈起这件事情，方红梅也觉得不对劲，认为罗新初的行为可疑，有些怪异。她嘱咐王加根，与罗新初打交道要多长个心眼，不要被他当枪使了，别给他当炮灰。
听到这里，王加根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，认为罗新初动机不纯，或者有其他的人在幕后操纵。他拿定主意，决不在罗新初写的控告信上签名。
第二天刚上班，办公室突然通知召开民主生活会。参会范围是全体行领导和支行机关各股室负责人。
在会上，刘崇高一改平日耀武扬威、装腔作势、居高临下的作派，对每一个参会人员都点头微笑，主动打招呼。
他说，眼下孝北县支行经营管理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，支行领导班子比较困惑，希望大家群策群力，开动脑子，多提建议。召开民主生活会，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希望大家畅所欲言。
刘崇高话音刚落，罗新初率先发言，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我想给支行党支部书记、行长刘崇高同志提几条意见。”
紧接着，他原文照背地复述了他写的控告信内容，列举了刘崇高的“十大罪状”。
这架式让刘崇高猝不及防，脸上红一阵、白一阵，表情非常难看。
罗新初不管不顾，继续发表演说：“总而言之，刘崇高同志在孝北县已经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他已不适合担任孝北县支行行长职务。召开民主生活会提意见根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，而是应该提请市分行改组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……”
此言一出，满屋皆惊。会议室安静得听得见呼吸的声音。
“刘崇高同志对我个人也是极不公正的。他总是日哄我，怀疑我，不信任我。每到关键时候，就重提我超计划生育的问题。以此来否认我所有的努力……”罗新初如是说，明显在闹个人情绪、泄私愤。
由于他抛出的重磅“炸弹”，随后几个人的发言就显得苍白无力。
民主生活会只能草草收场。
罗新初一时冲动，把他对刘崇高的仇恨全部发泄出来，也暴露了他组织中层干部告状的真实意图，好几个准备在控告信上签名的干部都改变了主意。当他会后拿着抄好的控告信去找人签名时，只有汪刚毅一个人响应。
这让他感觉很为难。如果控告信上只有他和汪刚毅两个人签名，份量显然不够重。
罗新初有点儿想不通。自己在民主生活会了放了一炮，怎么就会有那么多人“叛变”了呢？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受了王加根的影响，甚至怀疑王加根私下做了策反工作，才让他精心策划的暴动变得如此被动。怎么办？他已经向刘崇高宣战，把底牌全部亮出来了，告状的事绝对不能半途而废。
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汪刚毅帮忙出主意：“签名不签名，现在由不得他们！把控告信打印出来，只要那天晚上到过你家的人，名字都打在控告信上面。”
罗新初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就决定采纳汪刚毅的建议。
他揣着控告信到街上，找了一家打字复印社，花钱让别人打印出来。然后到孝北县邮电局，用EmS（邮政特快专递）寄到了A银行hUb省分行和A银行孝天市分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