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红梅给王加根出了个大难题。
王厚义、胡月娥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来加根家过年，方红梅却要赶他们走。王加根如何开得了口呢？毕竟来的都是他的亲人。更何况，这一家老小舟车劳顿地跑那么远，刚到就让他们原路返回有点儿不近人情。可是，方红梅不让他们在这里呆，他们不原路返回，又能去哪儿呢？王李村的房子早卖了，那儿没他们栖身的地方。就算能去爱根、永根或红根家里落脚，但他们这么大一家子挤在别人家里过春节，也多有不便，别人肯定会觉得讨人嫌。
“他们可以去胡家湾呀，去你后妈的娘家。”方红梅突然这样讲。
这倒不失为一种选择。
出嫁的姑娘带着女婿和孩子回娘家过春节，这种情况比较普遍，也没什么不妥当。外公外婆见到两个外孙女，说不定心里还特喜欢。
“让小季开车跑一趟，送他们去胡家湾。”方红梅继续安排道。
王加根已经在心里认同了这个方案。不过，他还是理性地提出，即使送他们走，也应该等到明天。他们今天刚刚到，天又这么晚了，马上就打发他们走确实有点儿说不过去。
方红梅想了想，觉得王加根的想法有道理，满口答应道：“行。明天我去买点儿菜，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吃顿年饭。”
年饭菜是丰盛的，但气氛比较沉闷。大家闷声不响地吃喝，都不知该说点儿什么，也没人提议碰个杯。
王厚义借着酒性，几次欲挑起话头，说那些过去的事情，但王加根都不耐烦地打断了：“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！不要提了。大过年的，别给大家心里添堵。”
这顿非同寻常的年饭好不容易吃完了。
胡月娥故伎重演，准备去清场和洗碗，结果被方红梅阻止了。
“今天就不用麻烦您了。”方红梅艰难地宣布之前与王加根商量好的决定，“本来呢，应该留你们在这里多玩几天，但您也看到了，家里就两间房，七个人确实太挤了。另外，春节期间我们还要去方湾给我爸妈拜年，去白沙铺给大舅拜年，还准备去趟武汉和孝天城，家里没有人照应你们。我和加根商量了一下，呆会儿他去安排一辆车，送你们去胡家湾。”
这样直截了当地下达逐客令，是王厚义和胡月娥没有想到的。
他们面面相觑，不知该如何回应，脸色也变得铁青，相当难看。
王加根趁机进入卧房，拿出一条“红塔山”香烟、两瓶“白云边”白酒、几盒孝天麻糖和一提蔸儿水果，说是给他们带走的。
方红梅随后也进入房间，找了一大摞没有用过的作业本和笔记本，还有几支钢笔和铅笔，送给加叶加花，并且塞给她们一人一个红包，说是给她们的压岁钱……
见此情景，王厚义知道他们是非走不可了。
他心里感到失落，神情有些沮丧。不过，临出门的时候，还是吞吞吐吐地提了一个小要求：“你们买了音响，能不能把那个小录音机给我们？”
“行行行！没问题。”方红梅爽快地答应，很快进入卧房，提出那台他们结婚时买的收录机，交到她公公手里。
再也不好说什么了。
等胡月娥收拾好带来的衣物，几个大人就拎上桌上和地上的物品，嘱咐小孩子们当心些，一个跟着一个地下楼。
走出楼洞，就看见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那辆白色标致小轿车。
司机小季已经站在车旁等候——王加根和方红梅早上买菜的时候，提前给他打过招呼。
把拿下来的东西全部放进汽车后备箱，王厚义坐到副驾上，胡月娥带着两个女儿坐后排，喇叭一响，汽车就开出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大院子。
眼望着小汽车消失在街上的人流中，王加根心潮翻滚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。
怪我心狠么？怪我不尽人情么？怪我不讲父子情谊么？怪我嫌弃继母和两个妹妹么？外人见我不让他们在这儿过春节，或许会这样认为。但是，我心里的委屈又去向谁诉说？他们的无情无义，又有谁知晓？王厚义对我妈、对奶奶、对三舅、对我们一家三口人太狠了。他的所作所为，真的连禽兽都不如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又是我的生身之父……你让我怎么办？我没办法逃避啊！如果有可能，我也会像姐姐一样躲到外国去，逃到远远的。把父母彻底忘掉，把过去彻底忘掉，只当自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可是我没有办法逃避啊！
转眼就到了腊月三十。
除夕夜，距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还有个把钟头，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里好多大人小孩都走出家门，在院子里燃放鞭炮和焰火。爆竹声此起彼落，烟花变幻着各种各样的色彩和造型。人们一会儿跑向这里，一会儿奔向那里，不时发出快乐的尖叫和欢笑声。
王加根他们是第一次在A银行大院过春节。以往在学校或农村里过大年，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情景。比如他们家吧，过年充其量准备三挂鞭炮。吃年饭时放一挂，除夕夜跨年时放一挂，正月十五送年时放一挂。烟花之类的东西太贵了。那此东西既不能吃，也不能喝，也就过个眼睛瘾，不想去花那个冤枉钱。今年住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就得入乡随俗了，他们在买传统“三挂鞭”的同时，也买了几个焰火筒。
不过，当王欣在阳台上看见楼下热闹红火的场景，吵着嚷着要下楼去放焰火时，王加根却提不起兴致。因为刚才吃年夜饭的时候，他提起高脚酒杯与老婆女儿干杯，酒杯却莫名其妙地断了——底座与杯身分了家。他甚觉侮气，懊恼地把玻璃残片扔进垃圾桶。饭后洗碗，不知是因为酒喝得太多了，还是由于餐具过于油腻，一个瓷盘子如鲢鱼一般从他手里滑进水池，摔成了几瓣儿……
要是平时，方红梅肯定会唠叨的。今天是除夕，她显得比较宽容。说摔了就摔了，越摔越发。但王加根心里不这么想，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，也就不想下楼去放烟火了。
“我有点儿累，不想下去。”他对手里拿着焰火筒的女儿说，“你自己下去玩吧！我在阳台上看你放。”
王欣不太高兴地嘟哝着，一个人下楼去了。
晚上八点钟，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。
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，王加根对那些被媒体吹了又吹、炒了又炒的文艺节目完全提不起兴趣，甚至觉得索然无味。看了不到一个小时，他便哈欠连天。便无视守夜的规矩，也不顾红梅的阻止，一个人固执地进入卧房，关上房门睡觉了。
临近十二点，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。
方红梅到卧房喊醒王加根，叫他去放跨年的鞭炮。
红纸包裹着的鞭炮早已拆开，绕在一根长长的竹杆上。王加根拿打火机点燃引线，赶紧把竹杆子伸出阳台。浏阳电光炮便汹涌的吼叫起来，震耳欲聋，火光耀眼。
方红梅和王欣捂着耳朵退入房间，隔着窗玻璃欣赏观看。
突然，四处迸溅的鞭炮中有一个调皮的家伙窜到了王加根身上，把他崭新的裤子炸了一个大窟隆。
鞭炮放完后，王加根拎着被炸破的裤子，心痛得不得了。
“没伤着人吧？”方红梅关切地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没伤着人就是万幸。鞭炮往身上跑，说明你火好！”
听过方红梅的安慰，王加根无奈地苦笑着。
这条裤子是腊月份新买的，花了八十多块钱。今天第一次穿，刚刚上身就报销了。如果说，损失一条新裤子就是“火好”，能够带来新年的好运气，那当然是值得的。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，因为到了下半夜，王加根突然肚子不舒服，不得不没完没了地上厕所。
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么？那老婆和女儿怎么都没事？
王加根只能怨他自己倒霉。
每次拉完后，上床只能坚持十几分钟，就又得去厕所。家里又没有治痢疾的药，他只能硬撑着。
天亮后，方红梅急忙去街上买药，可药铺和诊所都没有开门。
她只好去孝北县第一人民医院，找医生开了些土霉素、氯霉素和黄链素药丸。
王加根遵照医嘱，各吃了几片，又带上这些药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值班室值班。他没吃早饭，到了中午也坚持“绝食”，而且隔一会儿就吞几片药丸。到了下午，病情明显好转，已经不思如厕了。
“我操！你还真的正经八百地在这儿值班呀！”正当他无所事事地翻报纸的时候，叶卫国来了，“走！去我家搓麻将。我约了余丰新和小宋，三差一。”
王加根马上予以拒绝：“开什么玩笑！我值班呢。万一有什么事情，或者市分行来电话查岗怎么办？”
干部值班通常情况下都平安无事。坚持这一制度，主要是考虑到节假日银行机关里没人上班，怕上级单位有紧急事情或者下级机构出现紧急情况，有人负责接待和联系，便于及时处置。上级银行有时会对下级银行值班情况进行电话抽查。
“大年初一的别人都忙得过年呢，哪个查你的岗？”叶卫国不屑一顾地说，按着又非常老练地支招道，“把值班室的电话呼叫转移到我家电话上，你就不用坐在这儿受洋罪了。”
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层干部家里装电话的不多，新宿舍楼上只有罗新初、夏宗明、钟秀娟和叶卫国四个人的家里装了。罗新初家的电话，十有八九是贷款企业帮他装的。夏宗明沾他老婆的光——他夫人是孝北县妇女联合会主任。钟秀娟家庭条件相对较好，她在A银行，老公是铁路职工，家里只有一个女儿，没太大的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秀娟这个女人想得开，舍得花钱。唯有叶卫国家里的电话，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出钱装的，每个月还有电话费补助。
他怎么会有这等本事？
原来，叶卫国不知从哪儿弄到一份孝北县公安局的文件，上面规定银行保卫科（股）长家里必须装电话，便于与公安机关联系。他拿着这份红头文件找程金林。程金林又和他一起去找赵国栋，最终争取到了银行出钱为他家装电话的特权。
王加根家里没有电话。他也不知道什么叫“呼叫转移”。
叶卫国笑了笑，拎起值班室电话的听筒，叭叭叭地按了几下键，说：“行了，已经呼叫转移了。如果有人打值班室电话，我家的电话机就会响。”
真的吗？这也太神奇了！难怪叶卫国值班很少到银行值班室。
王加根今天守了大半天，电话一次也没有响过。他感觉百无聊赖，就带着侥幸的心理，和叶卫国一起离开了。
下午搓了半天麻将，王加根赢了一百多块钱。如果就此散场，各回各家，他就是赢家，可袁冬梅又为他们准备了晚餐。
吃过晚饭，四个人接着再战。几个圈下来，王加根赢的一百多块钱就还给了别人，身上为数不多的本钱也输得精光。为了不扫兴，同时也是为了赶本，他又向袁冬梅借了三百元钱。
四个人整整打了一通宵，直到天亮时才散场。
王加根借的三百元钱又输光了。从叶卫国家走出来的时候，他头重脚轻，看到的不是早晨，更像是黄昏。
回到家里，他不敢告诉方红梅实情，只说身上带的几十元钱输了。
因为是大年初一，方红梅也没说他什么，还叫他赶紧洗个澡，补会儿觉，然后一起去白沙铺给大舅拜年。
从花园镇去白沙铺有三种出行方式：一是坐长途汽车，绕道花西乡，跑三十多里土石公路直达；二是坐火车到陆家山车站，然后沿瀤河堤坝步行十里路，过白沙铺大桥就到了；三是骑自行车，沿京广铁路走到陆家山，再改道走瀤河堤岸，一直到河边的白沙铺。
三种出行方式花的时间差不多，但各有利弊。坐汽车可以少走路，但路程相对较远，且路上灰尘很大；坐火车比较干净，但车次较少，每天只有一趟，又经常晚点，下车后还得步行那么远；骑自行车可以节省车票钱，但得耗费体力，人比较累。
由于他们到白沙铺给白大货拜完年之后，还要去方红梅的娘家。从白沙铺到方湾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，坐班车得从白沙铺到孝天城，再从孝天城转车到方湾，得绕好大一个圈子。不过，连接白沙铺和方湾的，有一条比较狭窄的乡村公路，只有十几里远。往年，王加根总是选择骑自行车出行。前面坐着女儿，后面带着老婆，三人一同前往。正月初二在白沙铺住一晚上，正月初三再骑车抄近道去方湾。骑车走乡村公路，比坐班车还快一些。
今年情况比较特殊，王加根因为打麻将熬了一通宵，又拉过痢疾，浑身酸软无力，就提议坐长途汽车去白沙铺。
方红梅口里没说什么，心里还是有点儿不痛快。这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来。但王加根说的是实情，她也不好反对。
夫妻俩只好拎着烟酒，带着王欣，步行到花园大桥头，准备拦班车前往白沙铺。
左等右等不见班车来。
整整过去了一小时，才从孝北县新城区方向摇摇晃晃地开来一辆私人营运的小面包车。上车后，已经没有座位。
售票员从驾驶台后面拎出三个小板凳，叫他们坐在走道的中间。板凳又小又矮，加上走道太窄，坐着极不舒服，但坐着总比站着强，只能勉强对付。
车过花园大桥，王加根掏钱买票。没想到，平时一块五的票价，现在居然要三块钱！
售票员说，过年期间都涨价了。
方红梅本想与售票员理论，见王加根已经交了钱，她就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，同时狠狠地剜了他一眼。
花园镇到白沙铺的公路都是黄土路。汽车的窗户又不密封，有的窗玻璃已经破损，根本就关不拢。外面飞扬的尘土直往车厢里面钻。没一会儿功夫，所有乘客和他们的行李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。
方红梅拍打着身上的新衣服，气得都要爆炸了。
在白沙铺下车后，她率先向王加根发难：“你一个大男人，吃点亏又怎么的？骑自行车能把你累死么？冤枉花那么多钱不说，还搞得我们满身是灰，像叫花子！”
王加根说，不是他怕吃亏，确实因为拉肚子身上没有劲。
“你没有劲，我们可以换着骑呀！就算是推着车子走，也比坐这破车舒服。票价还比平时还翻了一倍！”
“你这人讲不讲理呀？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？况且买车票都是我掏的钱！”
“你的钱不是我的钱？”方红梅质问道，“明天还得从白沙铺坐班车到孝天城，再从孝天城转车到方湾！”
听到这儿，王加根明白了，老婆主要还是心疼钱。
“几块钱的车票钱你那么在意，敬文的两万元贷款，你怎么表现得那么洒脱？”
一涉及到那笔恼人的贷款，他们的争吵又骤然升级了……
他们在白沙铺呆了半天和一晚上。
除了吃饭和睡觉，再就是陪着白大货和沙桂英打麻将。
几年前，白大货和沙桂英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送到牌坊中学读书，实指望王加根和方红梅帮忙带一带，能够考上中专或者重点高中，因此对他们比较热情。后来，千秋和伟业连普通高中都没有考上，他们对外甥和外甥媳妇的态度也就明显发生了变化。
加根他们在白沙铺留宿一夜，第二天就乘车去方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