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审判室专门审理涉及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借贷纠纷案件，如果银行不起诉，经济审判室就没活儿干。
郑庭长走马上任后，天天催促王加根，叫他快点儿递交起诉状。
按说，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情。A银行那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的《不良贷款清单》，涉及好几百个不守信用的借款人。他们都可以成为被告——诉讼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。
王加根每天浏览着“裹脚布”，脑子又免不了开小差儿。他想，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有这么多不良贷款，整个中国A银行各分支机构加起来该有多少啊？如果算上b银行、c银行、d银行和其他中小银行，全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共有多少啊？
这肯定是个天文数字，大到他想都不敢想。
王加根很小的时候，就常听人讲“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”。一些嘴毒的人，甚至还会补充下一句：“借钱不还，全家死完”。“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”的道理妇孺皆知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单位和个人拖欠银行的贷款？甚至想方设法地赖账呢？
任何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金都是有限的。银行发放出去的贷款，绝大部分是吸收的公众存款。而这些存款到期都必须兑付——本金和利息一分一厘也不能少。这是刚性兑付，关乎银行的信誉、名声和生死存亡。另一方面的现实情况是，银行发放出去的贷款又有那么多收不回来。那么，银行兑付存款的资金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
中国的四大银行资产质量那么差，却很少听说哪一家银行发生兑付危机。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当王加根向饶春芳和老易提出这些疑问时，坐在一旁的郑庭长抢白道:“你管这些干什么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银行用什么资金兑付存款，与我们屁不相干！我们的任务是清收不良贷款。收回了不良贷款，我们才能拿到费用，工资和奖金才有保障。你还是抓紧时间搞正事，快点儿写起诉状，别让大家都窝在这里没事干。”
王加根满不在乎地笑了笑，漫不经心地从“裹脚布”的首页往后翻，装作在选择起诉对象。其实他心里很清楚，无论他起诉谁，洪远平都会同意。
洪远平明确地告诉过他，依法清收不良贷款，全权委托他办理。领导之所以如此信任他，当然是有原因的。
为了防止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不良贷款失去诉讼时效，他向洪远平提建议，对逾期时间超过两年和接近两年的贷款，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催收。洪远平采纳他的建议，并要求全行迅速贯彻落实。当全行上下按照这一意见开始行动时，很快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一些胆小怕事或者并非成心赖账的借款人，看到中国A银行如此大动干戈，把动静闹得那么大，担心自己吃官司，就主动把拖欠的贷款偿还了。据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信贷股统计，统一催收行动开展仅一个多月，就收回不良贷款本金和利息三百多万元。
因为这个了不起的成绩，王加根声名鹊起。包括洪远平在内的行领导，几乎把他当成了清收不良贷款的功臣。在确定依法清收的起诉对象时，他自然而然就有了话语权。
洪远平非常尊重他的意见。他想起诉谁就起诉谁。只要是他递交的审批单，洪远平提笔就签“同意”，从来没有否决过。王加根把起诉状写好后，附上搜集到的证据材料，一并交给郑庭长。
郑庭长看了看起诉状和证据材料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就算正式受理了。他支使小潘去复印起诉状——有几个被告就复印几份。然后，安排饶春芳和老易把这些起诉状副本送到被告人手里。
“别忘了告知被告人，叫他们在十五天内提交答辩状！”每次饶春芳和老易出发时，郑庭长都会这么嘱咐他们。
送达起诉状副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不良贷款全是陈年旧账。时过境迁，有的借款人已经搬家了，难觅行踪；有的借款单位已经厂垮人散，别说找负责人，连曾经上过班的普通工人都找不到；有的国营或集体单位已经改制了，实际控制人发生了变化，甚至连单位名称都改了。
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的保证人，也有类似情况。
饶春芳和老易经常无功而返，回来就在郑庭长面前倒苦水。可是，找不到被告人，起诉状副本没有送达，官司就没办法打。
郑庭长也坐不住了。他号召经济审判室人员全体出动，分成多个小分队，在孝天城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，甚至让司机小张开上那辆半新不旧的吉普车，去外地寻找。有时好不容易逮住了被告，交给他们起诉状副本时，他们又不愿意签收。
“这只是走个程序。签字并不代表你认可起诉状里面的内容，仅表明你收到了我们送的东西。”郑庭长耐心地解释。
“今天你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！”饶春芳耀武扬威地抖狠，说话的同时，手里还挥舞着警用电棍，“我们找你，不是代表我们个人，而是代表法院！”
“我们不是逼迫你还贷款，也不需要你对我们作出什么承诺。只要你在送达回执上签个名字，或者按个手印，表明起诉状已经收到就行了。”老易几乎有点央求的意味。
潘蕾补充道：“如果你坚持不收，我们就去街道办事处找人来，让他们作个见证，一样可以证明起诉状副本已经送到了你手里。”
……
大家唱的唱红脸，唱的唱黑脸，软硬兼施，威逼利诱，目的就是把起诉状副本送出去。可总有一些顽固不化的被告人，还是不买他们的账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他们只好把起诉状副本交给当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，让基层组织代收代转。
起诉状副本送达之后，无论被告人提交还是不提交答辩状，都得耐心地等上十五天。
这半个月，王加根当然不能消极地等待。他要调查被告的财产状况，弄清楚被告有没有可以处置的房产，有没有值钱的机器设备，有没有库存的产品或者半成品，账上有没有存款，对第三方有没有债权……摸清楚诸如此类的情况后，如果发现被告人有可以用于抵偿债务的财产，他就必须抓紧时间申请诉讼保全，要求法院对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、扣押或冻结，以免被告人故意隐匿或者转移。
开庭时间确定之后，王加根又要着手撰写诉讼代理词，做好在法庭上发言和辩论的准备。
开庭审理案件的场面，他以前在电影和电视里见到过。法官高高在上，坐在法庭最显眼的位置，面向其他所有人。审判长坐中间，其他审判员坐两边。他们面前除了摆有桌签外，审判长手边应该还有一个小木槌。法官两侧，依次是书记员、公诉人、原告、被告、诉讼代理人等。正对法官的是旁听席上，熙熙攘攘地坐满了人。法庭上还应有全副武装的法警维护秩序……不过，这个设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经济审判室，审理案子时却是另一番场景。
经济审判室里只有由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拼成的长方型桌台。开庭的时候，郑庭长和潘蕾坐在桌台的顶端，一侧坐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，另一侧坐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。不设旁听席，也没有法警。完全不像是在审理案件，更像是在召开一个会议。
郑庭长和潘蕾很少穿制服，通常都是着便装审理案子。虽说是简易程序，该走的步骤一个也不能少。宣布法庭纪律，核对当事人，宣布案由，宣布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名单，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，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。法庭调查，法庭辩论，征询各方最后的意见，进行调解。如果调解不成，当庭判决或择日制作判决书。
潘蕾负责法庭记录，记录完成之后，交双方当事人签字，按手印。最终形成的调解书或者判决书，也会盖上带有国徽的“孝天市人民法院”的印章……
客观地讲，这些案子的审理并不是什么难事情。借贷纠纷本来就是借款人理亏，加上法院又和中国A银行之间有合作协议。官司谁胜谁败，没什么悬念。问题是，调解书或者判决书生效后，执行起来不容易。被告人往往在法庭上说得很好，信誓旦旦地承诺，但真正到了应该履行义务的时候，又没有实际行动。他们还是赖账不还，把神圣的法律文书视同儿戏，让其成为一纸空文。
怎么办？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又该王加根忙乎了。
他得撰写《申请执行书》，要求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。通常情况下，执行应该由孝天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庭实施，但他们这个经济审判室，执行还是得靠他们自己。
进入执行程序后，郑庭长、潘蕾、饶春芳、老易和司机小张摇身一变，就成了孝天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员。他们向被执行人下达《执行通知书》，要求其报告财产情况。别人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地报告，还会想方设法地隐瞒财产。于是，他们就拿出随身携带的《协助查询通知书》，到孝天城内各家银行去查询被执行人的账户。一旦发现账户里有存款，就马上填写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，把那些存款予以冻结或者划拨。
不过，这样的好事并不多。更多的情况是，被执行人提出用财产或物资充抵债务。比方，卖不出去的商品，停止使用的机器设备，快要报废的汽车，荒芜的土地，破旧的厂房，款式过时的服装……都是些“老弱病残”的破玩艺儿，估价还高得离谱。
接不接受这些抵债资产呢？谁也不敢擅自作主，但又不敢贸然拒绝。为了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这些“宝贝儿”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查封了再说。贴上盖有“孝天市人民法院”红印的封条，然后去征求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领导的意见。
见到洪远平，郑庭长总是把那些查封的破玩艺儿吹上了天，说都是些好东西，极力劝说洪远平同意以物抵债。他的意图很明确，只要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同意接收这些东西，就可以折算成经济审判室收回的贷款，市法院就能够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提取费用。
洪远平也不是省油的灯。
他用浓重的应山口音表明自己的观点：“收不收这些东西，我不发表意见。你们既然收回了，就要负责卖出去，用出售所得价款来偿还银行贷款。这些抵债资产值多少钱我不管，我只按实际收回的现金给你们兑现。”
郑庭长一听这话，就如泄了气的皮球。
抵债资产变现，比收回这些东西更难。首先得请资产评估公司来估价，再交给拍卖行拍卖，或者市法院想办法变卖。拍卖和变卖流程复杂，耗时长不说，成功的概率还很小——拍卖有可能流拍，变卖有可能无人问津。一时间，那些被查封和扣押的财产，反而成了烫手的山芋。经济审判室的运转，陷入停滞状态。
这严重地挫伤了郑庭长的工作积极性。
他不再关心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案子的执行情况，也不催促王加根起诉了。每天照常来经济审判室上班，但胳膊肘下，总是夹着其他案子的案卷。既然A银行的案子推不动，他就转移工作重心，利用A银行提供的便利条件，办理法院的其他案子。其他人拖拖拉拉地来了之后，他就像农村生产队长一样，给每个人安排点儿事情做。然后，他就坐在那里，看案卷，做笔记，写呀画的。
饶春芳、老易和小张开着吉普车，按照郑庭长的指令出去跑一圈儿，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一无所获，叫苦连天，通娘骂老子。然后，每人泡上一杯茶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。山南海北，天文地理，城市乡村，今古传奇，趣事逸闻……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郑庭长对此不仅不阻止，有时还饶有兴致地参与其中，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。不过，一旦谈话接触到打官司，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，他又会退避三舍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缄默不语，接着看那些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无关的案卷。
坐在一旁的王加根心里很清楚，郑庭长不屑于与几个法盲讨论法律方面的专业问题。饶春芳、老易和小张虽说在经济审判室上班，但他们没有学过法学，对法律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。他们连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搞不清楚，还老是为法律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。尤其是饶春芳，不懂装懂，做事又没有主见，纯粹是个吃闲饭的主儿。
每逢这个时候，王加根心里就有一丝丝的得意，因为A银行的工作人员里面，只有他是系统学过法学的，而且有律师资格证书。
刚到经济审判室时，他恃才傲物，说话办事比较冲，有点儿飘飘然。当然，有时他也告诫自己要稳重，少说话，多做事，老老实实地当好“银行律师”，夹起尾巴来做人。毕竟他的调动手续还没有办，地区中心支行不给指标，孝天市教育局那边儿也没联系。如同水上的浮萍，没有生根落脚的地方。他的命运还掌握在别人的手里。与经济审判室这帮人接触时间长了，他又发现这个机构是个临时搭建起来的草台班子，根本担负不起银行领导交付的重任。
松松垮垮，无所事事，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！
成为律师一度是王加根梦寐以求的，可现在真正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了，他又发现律师其实并没有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神圣。其社会地位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，比法院的审判人员差多了。
不管律师多么能言善辩，案子最终还是得法官来审理。官司是输是赢，还是得以法官作出的判决为准。因此，法官更受当事人的追捧，经常有人请吃饭，送东西，打砣子，塞红包。律师是享受不到这些“待遇”的，而且特别辛苦。
接到案子后，律师得绞尽脑汁地写起诉状或者答辩状，东奔西走地调查取证，撰写代理词或辩护词，翻阅海量的法学书籍，熟悉相关法律和法规，为出庭作准备。开庭审理时，法官是裁判，只须按程序向双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提问，无须动什么脑子，相对比较轻松。而律师就不一样了，走上法庭就如同上了前线的战士，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，精神也高度紧张。
尽管如此，王加根还是喜欢律师这一行。
他觉得，律师职业更具挑战性。他已经想好了，要充分利用经济审判室这个平台，熟悉律师业务，为自己将来的事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。如果能够在中国A银行站稳脚跟，他的奋斗目标是银行律师兼金融作家。万一有什么不测情况，比方遭遇银行战略性调整，精简机构，裁减人员，他也能够凭借一技之长，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