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门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，眉清目秀，戴一顶黑色皮帽子。
王加根以为找错了人家，正欲道歉，却见那男孩儿走路一跛一跛的。大伯厚仁的小儿子不是瘸子么？
“你是小川吧？”王加根试探地问。
男孩儿疑惑地打量着他们，点了点头。
这时，从里屋走出一个中年妇女，正是加根他伯母。虽然王加根一眼就认出了她，但她又全然不是加根记忆中的伯母。
她头发白了大半，而且泛黄，如冬日的稻草一般，没有光泽。脸上满是皱纹，松弛的皮肤，眼睑下的泪囊陷得很深。眼珠也成了灰黄色的，看上去似乎没有睡醒，在打瞌睡一般，没有精神。
十几年光阴，怎么把一个光彩照人的女人雕凿成这般模样？
女主人用地道的四川口音招呼王加根一家子进屋，又朝里面大声喊着“厚仁”。
王厚仁搓着满是面粉的手，急匆匆地从里屋走了出来。老弟兄四人中，只有他和厚义相貌比较相象，如一个模子倒出来的。
看着他身上那件满是油污的蓝色短大衣，以及脚上过于肥大的解放鞋，加根猜想，大伯的家境并不怎么如意。
见到王加根一家三口，王厚仁甚感诧异，忙不迭地拿凳子，叫他们坐，又去找杯子泡茶。
他翻箱倒柜，找出一个小纸包，一层层地打开：“这是你三叔带给我的好茶叶。香得很呢！我一直舍不得喝。”
接过茶杯，王加根看到里面泡的是茉莉花香片。从汤色看，已经很陈了——那茶叶至少放了一年以上。
王加根品着这“好茶”，和方红梅一起在屋子里转了转。
两室一厅，没有厕所，厨房是在后面加盖的。虽算不上宽敞，但收拾得比较干净整洁。见厨房里有两簸箕搓好的麻花，案板上还有和好的面团，王加根问他们是不是准备炸麻花卖。
“卖啥子哟？自己吃还不够呢。”女主人笑着说。
江汉农场过春节有炸麻花的习惯，正如王李村过年时，人们喜欢炒花生、炒蚕豆、晒红薯片、炸年糕一样。
王加根问怎么不见大川和堂妹燕子。
“都在上班，没回。大川让你三叔带到汉南去了，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。燕子在重庆打工，商场营业员。他们没你聪明，读书读不进。唉，没办法。”王厚仁虽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，但明显又有炫耀的成分，“还没去你爸那儿吧？他住在窑厂工棚里，地方没我们这儿宽。你们来了，他那儿恐怕住不下呢。要不，你们就住我家吧！我呆会儿带你们去看看。在我这儿做点儿东西吃了，我再带你们过去。你们肯定没吃午饭吧？”
王加根说：“不麻烦了。我们现在就去我爸那儿，安排停当了，再过来玩儿。”
王厚仁夫妇显出为难的样子。
他们说，既然进了家门，怎么能够就这么空着肚子走呢？但看到王加根态度坚决，也就没有强行挽留。
王厚仁提起地上那个最大最沉的提包，说：“那我就带你们去你爸那儿。”
王加根抢了半天提包，没有抢过来，只得抱起欣欣，跟在后面。
出了砖瓦厂住宅区，见到一个高大的烟囱和巨大的轮窑。轮窑四周，到处是弧形的石棉瓦。放眼望去，白花花的一片，很有点儿古战场的味道。
厚仁说，那些石棉瓦都是用来盖砖坯的。今年雨水多，砖坯不容易干，装窑又比较困难，没完成生产任务，收入没往年高。
他喘着气，把提包从右手换到左手，接着说：“你爸今年自己开荒种园子，赚了一些钱。加叶加花都上学了，一个上小学二年级，一个上幼儿园。加叶聪明得很，期末考试得了双百分。加花不怎么听话，又倔又犟，送她去幼儿园，老是往家里跑。哟，那不是她们是谁？”
顺着厚仁手指的方向，王加根看到在砖场的边缘，有一排低矮的红砖瓦房。房子前面，果然有两个小孩儿蹲在地上。
厚仁扯起嗓门喊：“加叶——加花——你哥哥嫂子来了！”
两个小孩儿抬起头来，朝这边望了望，又站起身，对着屋里大声喊道：“爸！妈！哥哥嫂子来了。”
王厚义和胡月娥很快从屋里跑了出来。
四个人一起朝这边儿奔走。
这场面真让人感动。王加根放下欣欣，教她喊爷爷奶奶，喊大姑姑小姑姑。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兴奋得满脸通红。
王厚义说：“真是怪事，昨晚上我梦见好大一片青草地，还有水牛和黄牯在上面啃草，我就知道有亲人要来。也不是信迷信，有时做梦还是蛮灵的。”
他喜形于色，如喝醉了酒一般，话特别多，一路上说个不停。
距那排房子还有百来米的时候，厚义突然凑近他哥，脸上晴转多云，压低嗓门说：“春芝在那边……”
厚仁顺厚义噘嘴的方向望了望，也皱起了眉头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不理她！”
春芝是加根的四婶——厚德的遗孀。好几年没见了，但王加根一直对春芝婶保留着美好的印象。
她待人热情，说话轻言细语，人又勤快能干。与厚德结婚后，生了两个儿子。春芝以前回孝天娘家时，总要到加根家里玩，与加根比较熟悉和亲近。她三十岁开始守寡，也不知现在改嫁没有。显然，春芝也看见了王加根他们这一大群人。她本来提着一个篓子迎他们而来，后来故意耷拉下脑袋，准备绕到另一条道儿上去。
王加根无法忍受这种亲人相见不相认的折磨，突然大声喊道：“春芝婶！”
王厚仁、王厚义和胡月娥先是一怔，继而领着几个小孩儿，默不作声地朝前走了。
春芝听到加根喊她，便停下脚步，抬起头，脸上漾起笑容。
“你来了！”她折回身，迎着加根走了过来，把大半篓子鱼搁在地上，招呼道，“到家里去玩哪。”
春芝讲话用的是潜江方言，王加根听上去感觉很不习惯。他相信春芝婶是能够讲孝天话的。家乡人相见，说家乡话该多么亲切。但春芝不知怎么回事，与王加根交谈时一直用的是潜江方言。他们站在路边，简单地寒暄了几句，就匆匆告辞，各人走各人的路了。
与王厚义住在一起的，有两户人家，都是来江汉农场时间不长，没有分上成套住房的。
路过这两家门口时，王厚义像串街的小贩一样吆喝：“我儿子媳妇来了！”
引得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，伸着脑袋望他们。
王加根于是掏出香烟，逐个逐个地敬，还不住地点头示意，向他们陪着笑脸。
工棚很低，举手就能摸到房檐儿。随父亲走进家门时，王加根下意识地弯了弯身子。刚伸直腰，又见屋里吊着一个很大的饭架，晃晃悠悠的，差点儿撞着他的脑袋。
十几平方米的堂屋，被桌椅板凳、簸箕、撮箕、筲箕挤得满满的。到处都是鸡屎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。板凳上有一大堆脏衣服。没有靠背的椅子上灰尘很厚，还依稀可见鸡粪的痕迹。
胡月娥用抹布把椅子抹了好半天，但已经干在上面的鸡粪，怎么也抹不干净。她于是把板凳上的衣服抱到一边，板凳更是不堪入目。努力了半天，也没有收拾出一处可供儿子儿媳坐的地方。
“房里坐！房里坐！”王厚义急中生智。
胡月娥茅塞顿开：“对对对，到房里沙发上坐。”
房？房在哪儿？怎么没看见房门？王加根非常纳闷儿。
王厚义走到大门旁边，把大门关上，门后面便出现了一个空空的门洞。钻进门洞，果然有一间长方形卧房。
床是从王李村带来的，加根比较熟悉。但大衣柜、四屉柜和三人沙发都是新添的二手货。四屉柜上搁着一部旧电视机。
王厚义把沙发上的棉絮、军大衣、书包和几双臭袜子拿开，腾出了一片儿可以坐人的地方。
王加根和方红梅也确实累了，相继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加叶加花围在他们身边，嘴不闲着，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都是她们学校或幼儿园的事情。她们羡慕地摸着欣欣穿的红皮靴，问那靴子下雨天能不能穿，过不过水。
方红梅把带来的糖果分给她们吃，把带来的香烟、白酒、麻糖和点心一样样地从提包里拿出来，堆放在桌子上。她又送给加叶好几支铅笔和一大摞新作业本，送给加花一些玩具和小人书。当她把刚织好的两件红毛衣拿出来，交给两个妹妹时，加叶加花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她们一人抱着一件红毛衣，从房间跑到堂屋里，非要胡月娥帮她们穿上不可。
厚义和他哥厚仁不知从哪儿抬出来一张单人床，挨堂屋墙壁摆好，又找出两块木板镶在里面——这就成了王加根一家三口的下榻之处。
江汉农场过春节，和孝天农村差不多。到了腊月二十，家家户户就开始打扫卫生和筹办年货。
屋顶的扬尘，旮旮旯旯的杂物，坛坛罐罐上的污垢，都得彻底地清扫或清洗。赶上大睛天，再把蚊帐下了，把被子拆了，把床上翻个个儿。该洗的洗，该晒的晒。筹办年货是从采购开始的。鸡鸭鱼肉、油盐米面、烟酒副食、春联年画、烟花爆竹，还有供奉祖先祭祀天地用的红烛、线香和烧纸。燕子衔泥一般，一样样地把这些东西从市场上买回来，然后进行加工。
王厚义和胡月娥忙得不亦乐乎。
王加根和方红梅也帮他们打下手。
因为儿子、儿媳和孙女的到来，两个老的精神焕发，做事、说话、走路都格外起劲儿。
为了维持这种良好的氛围，王加根一直不好意思向他爸提借钱的事情，甚至幻想着方红梅能够放弃借钱的打算。
加叶加花整日围着欣欣转，教她唱歌、跳舞、做游戏。得意忘形时，就要欣欣喊她们“姐姐”——跟保定的马颖犯同样的错误。
三个孩子年龄相仿，无忧无虑，自然玩得非常开心。但没过几天，小孩子之间又硝烟弥漫，战事不断。为了争夺好吃的、好玩的，加叶加花总是互不相让。再加上欣欣的参与，家里一天到黑哭声不断。
逢到欣欣与两个姑姑发生争执，王厚义和胡月娥自然偏向孙女。加根红梅有时也教训欣欣几句，都无关痛痒，因为她毕竟年龄小一些。
大人的偏袒，助长了欣欣的嚣张气焰。她由被动挨打开始主动出击，有时故意去欺负两个姑姑。
加叶毕竟大些，忍气吞声地让着她。
加花可不愿意受那窝囊气，稍微吃了一点儿亏，就要凭自己身强力壮进行报复。于是，挨了揍的欣欣满地打滚。
王厚义就拿起鸡毛掸子，把加花撵得像燕子飞……
吃饭或者闲下来没事的时候，王厚义和胡月娥就讲述他们来江汉农场这几年的生活，讲他们由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。每次谈起这些话题，他们都要说到春芝。
王厚义说，春芝两年前就改嫁了。男人也是砖瓦厂的，姓吴。改嫁后的春芝，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对王家的哥哥嫂子们总是不理不睬。平常上班碰到了，也不打一声招呼。她还不许大辉小辉与王家的人来往，想让两个儿子把生父厚德这边儿的亲人彻底忘掉。
胡月娥谈起春芝，更是怒不可遏，气得脸色发白。她说，厚德死后，大家都很同情春芝，接济她，关心她，帮助她，但春芝总是闹神闹鬼，说厚德的阴魂不散，在家里又哭又闹。后来她与姓吴的勾搭上了，想改嫁又不与哥哥嫂子们商量，直到生米做成了熟饭，才通知大家去参加她们的婚礼。
“这也罢了，新社会婚姻自由嘛。再说，她那么年轻，我们未必还让她守一辈子寡不成？但她不该改嫁后，总是糟践你四叔，不该阻止大辉小辉与我们来往。春芝总是在外人面前讲，姓吴的如何聪明，如何能干，如何会赚钱，比你四叔强一百倍。其实呢？二百五一个！大辉和加叶在一所学校里上学，小辉和加花也在一个幼儿园里。春芝总是不准他们在一起玩。有一次，加花从家里带了两块蛋糕给小辉，春芝知道后，把小辉死打了一顿。第二天，小辉的屁股都肿了，走路都是慢腾腾了，真是可怜！”
听到这些，王加根将信将疑。春芝怎么会变得这样不近人情？
他想抽个时间去拜望春芝，因为她毕竟是他的四婶，春芝的娘家和他家又是远房亲戚。他这么多年才来汉江农场一次，不去看看春芝婶，似乎有点儿不近情理，也说不过去。
王厚义听过儿子的话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没有说同意，也没有反对。
胡月娥考虑的却是另一层。她说：“去去也好，免得春芝总是指桑骂槐，说话我们听。她经常在外人面前讲，加根这些年不来农场，不认我们了，说我们有没有儿子媳妇，其实是一个样儿。你们这一来，给我们争了面子，也可以堵堵她的臭嘴！”
腊月二十四上午，王加根和方红梅一起前往春芝家。
春芝和她的现任丈夫都是砖瓦厂职工，与王厚仁住在一个宿舍区，相隔有五六排房子。
王加根一路打问着，来到春芝家门口。
门虚掩着，他敲了敲，又没有动静，便自己推开了。
客厅里没人。往里走过一个房间，还是没人。出后门是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搭有厨房和柴草房。
王加根连问了几声：“有人吗？”
这才从厨房里冒出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。
这男人穿着一件纽扣掉光了的旧棉袄，袄面荡刀布一般，已辨不清究竟是黄色、灰色还是蓝色。他左手提着一个小木桶，右手在木桶里搅动着。见到王加根和方红梅，他惊疑地放下木桶，想说话又没有说出来。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可那笑比哭还难看。他双手不住地搓着。已经露出棉絮的右手袖口，摆着几根布条条儿，布条条儿上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。那冒着热气的小木桶里，装有半桶猪食。
“你是吴叔吧？我是大辉小辉的堂哥，从孝天来的。”王加根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有些紧张，说话速度很快。
那男人先是笑着，抬起袖子擦了擦嘴角流下的口水。接着，笑容又倏忽消失，快步走到大门口，扯起嗓子喊道：“大辉！小辉！”
很快便飞回两个小男孩儿。
大辉小辉模样儿变化很大，王加根已经认不出他们来了。两人都穿着破烂的衣服，缩头缩脑的，怕见生人，远没有小时候活泼可爱。大辉脸上似乎有些浮肿，眼角还沾有眼屎。
“去把你妈喊回！”那男人对着两个小孩儿吼道。
大辉小辉很快就转身跑走了。
“你春芝婶打豆腐去了，马上就会回来的。你们随便坐。”那男人说完，又回到后院子，继续搅拌猪食，喂猪去了。
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回想起四叔厚德，王加根心里五味杂陈，对春芝婶又多了一分同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