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婚青年没有单独的户口簿，使用的都是单位的集体户口本。他们领结婚证时，必须由工作单位出具证明，证明其年龄和婚姻状况。
方红梅不存在什么问题，未婚，年龄也达到了法定婚龄。王加根却遇到了一点儿障碍，法律规定男年满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，而他还不足二十周岁。怎么办？只能说好话求情，让校长丁胜安开证明时把年龄写大些了。
我们都知道，丁胜安是个嘻哈马虎人。他接过王加根递过来的香烟，听过王加根的请求，二话没说，就开了个“虚假证明”。
就这样，王加根和方红梅一起到花园区人民政府领到了红彤彤的《婚姻证明书》。揣着结婚证，两人兴冲冲地再次前往孝天市二医院。
妇产科医生瞟了一眼他们视为救命稻草的《婚姻证明书》，冷若冰霜地告诉他们，还要单位开证明，说明他们怀的是第几胎。
这么麻烦啊！这不是明摆着让他们公开自己的丑事么？也不知是医院确有这方面的规定，还是妇产科医生故意刁难，两人听过之后，如霜打的茄子，一下子蔫了。
他们垂头丧气地返回牌坊中学。
王加根让方红梅在宿舍里休息，自己骑着自行车找到校长丁胜安的家里。运气还不错，丁胜安正好在。同时在场的还有程彩清、赵乾坤和邹肖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，四个人嘴里叨着香烟，正在聚精会神地抹“扯胡”。屋子里烟雾缭绕，熏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王加根谎称上次开的证明有问题，必须重开。
“真麻烦！”正沉迷于牌局的丁胜安显然有点儿不耐烦，“你自己把证明写好，我来盖章！”
听到这句话，王加根灵机一动。他拿出一张白纸，对丁胜安说：“我没有带钢笔。您干脆先把章盖上，我自己回去写。”
丁胜安没有任何顾虑，喊他老婆把他的皮包拿过来。从皮包里掏出学校的公章，往王加根的空白材料纸上盖了一个红印。
王加根喜出望外，道过谢，赶紧告辞离开了。
回牌坊中学自己开好证明后，两人又一次来到孝天市二医院。
妇产科医生看过证明，又开始审问：“既然是第一胎，干嘛要打掉呢？”
方红梅说自己要考本科函授，老公要搞自学考试，两人都在奔文凭，想晚两年再要孩子。
女医生再也找不出刁难的借口，于是拿起钢笔，开了人工流产的处方，叫他们到一楼收费处去交钱。
二十元！方红梅虽然觉得有点儿贵，心里还是没有丝毫犹豫，甚至有一种“终于可以刮掉”的喜悦。交完钱回到妇产科，她看见王加根站在二楼墙角，耷拉着脑袋，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心里一下子也蒙上了一层阴影。王加根肯定想要这个孩子。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，他怎么舍得扼杀掉啊！方红梅本想过去劝慰他几句，但看到走道上到处都是人，也就放弃了这种打算。她怀着沉重的心情，步履沉重地走进了手术室。
一个中年女医生和两个年轻女护士神情冷漠，麻木不仁，按部就班地忙碌着。
方红梅踏上手术台的垫板，双腿不禁微微发抖，如同被押赴刑场的死刑犯。她平躺在手术台上，紧张地闭上眼睛。
“把吸引器拿过来！”女医生吩咐女护士。
接着，方红梅的耳边就传来沙沙的响声。她浑身肌肉突然收紧。吸引器伸进下体之后，如同一把刀子在腹腔里剐，在抽血，在割肉。那简直就是绞肉机，剧烈的疼痛让她感觉生不如死。王加根，你来呀！让我抓紧你的手。你来呀！王加根。你就不担心你的梅会死掉么？她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。
“你几个月了？”女医生突然发问，伴有一股难闻的口臭。
方红梅睁开眼睛，微微偏过头：“两三个月吧。”
“做女人真是难。你这多遭罪啊！”女医生絮絮叨叨，“男的只晓得自己快活，哪里管女人的死活！”
胀痛难忍。方红梅禁不住呻吟起来，用微弱的声音问道：“快完了吗？”
“快完了？”年轻女护士没好气地回答，“才开始呢。”
女医生白了那护士一眼，又用和缓的口气安慰道：“快了，快了。再坚持一会儿。有点痛啊！你再忍忍。”
方红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好吧！为了保全名声，就算是疼死，自己也认了。
过了近一个小时，女医生才如释重负地告诉她：“好了。”
方红梅从手术台上坐起来。穿好衣服，缓慢地走出手术室。
王加根迅速迎了上去，扶着她，缓步走下楼梯，走出医院，走到行人稀少的民主街上。
“我直接坐车回去吧！明天还要上班。”方红梅说。
加根有点儿担心：“你行吗？要不到牌坊休息休息，明天再回去。”
“明天上午有我的语文课。今天必须回去。”方红梅坚持要走，并且说自己感觉还可以。
他们于是沿民主街直接走向花园火车站。正好有一趟到孝天城的快车。王加根买好车票，把方红梅送进站台，送上列车。
当南下的列车渐行渐远，在王加根的视野里慢慢消失的时候，他突然扬起右手，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耳光，然后失声痛哭起来。刚才在医院里，坐在妇产科走道的长条椅上，他就一直想哭。只是因为人多眼杂，才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，但心上却早已是泪流成河。他骂自己是混蛋，骂自己没有用。有女人爱，却没有能力娶别人。孕育了自己的孩子，又没有勇气让他（她）来到这个世界。
“我是人吗？我还能算一个男人吗？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？我有脸面对自己亲爱的人吗？我如何告慰那没有长成人形就被自己扼杀了的孩子？”他痛骂着自己，又想起了他爸和胡月娥。
二十天之前，胡月娥又生了一个女孩，取名王加花。
据加林他奶讲，加花出生时，胡月娥和上次一样，又是号啕大哭，骂自己的肚子不争气，说自己枉到王家做了一场人，没有生个儿子。
王厚义和胡月娥连结婚证都没有领，只是请王李村的父老乡亲到家里吃了一餐饭，公开两人的同居关系。他们就能肆无忌惮地生小孩，生了一个，又生一个。没有人说他们的不是，也没有人觉得不正常。王加根和方红梅已经领取《婚姻证明书》，是受法律保护的名正言顺的夫妻。但是，因为没有能力举办婚礼，缺少一个仪式，他们怀了孩子也不敢生，只有残酷无情地打掉。不该生的，可以放心大胆地生；该生的，却要偷偷摸摸地引产。现实就是这么不公平。法律在世俗和舆论面前，该是多么苍白无力啊！
王厚义四十六岁还在生小孩，我二十岁却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出生。加根想起这一点，就觉得自己特别窝囊，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用，枉为男人。他不敢生小孩，还不是因为穷！拿不出钱来举办婚礼，向世人昭示他与方红梅的夫妻关系。
加根他奶曾气呼呼地告诉他，因为王厚义和胡月娥再次超生，村里罚了他们五百元钱。厚义把拆老宅时多余的木料全部卖光了，才凑齐这笔巨款，交给了村里。
五百元啊！王加根一年不吃不喝也赚不到这么多钱。如果家里能给他五百元，他就能把结婚所需的东西置办齐，然后举行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。方红梅自然就不用去做工人流产。他那可怜的没有见过面的亲骨肉，就能正大光明地来到人世间。然而，他每次回到王李村，王厚义和胡月娥都在他面前叫穷。说家里老的老、小的小，确实没有办法帮助他。情真意切的样子，让任何人见了都觉得可怜。以至于王加根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工资，给家里买农药和化肥。
儿子要结婚，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出来；为了交超生罚款，他们一出手就是五百元！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父母！
王加根想起这些，就觉得心寒。
与此同时，坐在列车上的方红梅同样感觉万箭穿心。
她在孝天火车站下车后，挤一路公交车到了孝天市汽车站。买好到方湾的车票后，这才在候车室的长条木椅上坐了下来。精疲力竭，浑身酸软无力，整个人如同垮掉的一摊乱泥。正当她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的时候，突然感觉有人在搡她的肩膀。她睁开眼睛，见到了马静灿烂的笑脸，还有与马静并肩而站、推着一辆崭新“凤凰”牌自行车的周哲凡。
“这么巧！你也回方湾？”马静大大咧咧地问。
方红梅笑着点点头。
马静说，她周末去武汉玩了两天。地区教院组织老师们去武大和华师参观，食宿和车费都由单位出，小周就让她跟着一起去玩。
方红梅已经听说过，周哲凡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在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。他和马静准备今年“五一”结婚，新家就安在孝天城。望着眼前这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，她更觉得自己孤独和可怜。为什么别人的生活能够那么幸福和美满，而我却总是那么苦命？
开始检票了。
周哲凡把他曾经爱过的两个女人送到进站口，向她们挥手告别，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开了汽车站。
坐在开往方湾的长途汽车上，马静的嘴巴一刻也不闲着，说的都是她和周哲凡的事情。
“小周在教院分了一套二的房子，粉刷得特别好。我们结婚的家具全部是小周家里打的，做油漆就花了一百多块钱。电视机、冰箱和落地扇也是小周家买的，我家只负责床上用品。小周原先准备拿两百块钱去撕布做衣服。我说，你可真够大方的！两百块钱也拿得出手？两百块钱买我一个人的衣服都不够！”马静不无骄傲地津津乐道，“我妈嘱咐我，趁现在多要点衣服，不然将来结婚之后想要就难了。我一定要让他们家放放血。不听我的，有他好看的！”
方红梅已经去马静的房间看过她家准备的床上用品，还有她去武汉买回的衣服。四床被子都是洋布被里，缎子被面，新打的棉絮。羊毛毯，尼龙蚊帐，绣花枕头。两对新买的皮箱里装满了内衣、连衣裙、春装、呢子大衣等各种服装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人比人，气死人啊！看过马静阔气的嫁妆，方红梅脑子里已经是一桶浆糊，现在听着马静的炫耀，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。
一个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娘，一个刚刚做过人工流产的未婚孕妇。她们曾经是同班同学，又是一个单位的同事。她们被同一个男人爱过——不同的选择，导致了眼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。
方红梅后悔么？实事求是地讲，她对自己没有选择周哲凡并不后悔。她不喜欢他，更不爱他，对他没有感觉。无论他家多么富有，她也不会嫁给他。爱情不是商品，不可能用金钱来买卖。她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思想、有情感的姑娘，必须服从内心的意志，必须顺应天定的缘分，找一个自己喜欢、又喜欢自己的男人。这一点，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改变。她之所以不舒服，之所以感到失落，还是因为王加根的家庭。简单地讲，她不是生王加根的气，而是生加根父母的气。同样是养儿子，同样是当父亲。周东明为了儿子的婚事，可以说是倾其所有。而王厚义呢？对加根的婚事从不过问，总是装聋作哑，不打算花一分钱。这让方红梅感觉心里很不平衡。
还有，马静每次去周哲凡家，总会享受众星捧月一样的待遇。周哲凡的父母对她百般怜爱，嘘寒问暖，好吃好喝侍候。夏天电风扇对着她吹，防暑降温的饮品送到她手里。冬天热水袋她一个人用，哲凡他妈晚上还总是起来给她捂被子。大小事情都不让马静动手，逢年过节还会送她红包和各种各样的礼物。
方红梅也去过王李村。在王加根家里，她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生人。王厚义和胡月娥口里叫得热闹，却从来没有给过她什么东西，更谈不上红包。无论是第一次去加根家，还是暑假在加根家里当牛做马地干家务，抑或是今年春节去加根家里拜年，王厚义和胡月娥都没有任何表示。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的礼节，他们都装作不知道。好像她不是王加根的女朋友，更不是他们未来的儿媳妇。
春节期间，方红梅在王李村遇到了加根的四婶——一个未满三十岁就死了丈夫的寡妇。春芝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过春节，到王李村给她外婆胡太婆拜年，顺便到加根家里，与方红梅不期而遇。
春芝虽然新近丧夫，但人还是表现得比较坚强。她在加根家里忙进忙出，主动找事干，很少有闲着的时候。言谈举止得体，一看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好人。唉，人好命不好！老天爷总是在人世间弄出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事。因为第一次见到方红梅，春芝送给红梅一条红围巾——这也是她在王李村收到的唯一礼物。
寒假快结束时，方红梅从王李村回到了方湾的家里。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听说她春节去过男朋友家，都来到她家里，围着她起哄。
大家如同审问罪犯一样，问这问那。小王的家人对她好不好？待她亲不亲热？第一次上门给了她什么东西？送了她多大的红包？
方红梅臊得满脸通红，既难为情，又尴尬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她说自己不是第一次上门，已经去过他家两次了。至于礼品和红包，她只能拿出那条红围巾。
“就一条围巾啊？也太小气，太抠门了吧！”
“怎么说也得买一件衣服，撕一块布料吧！现在农村姑娘去亲妈家上门，都能得到呢子大衣呢。”
……
方红梅于是为王加根申辩。说他家条件比较差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又没什么出产。说王加根平时还是送了她不少东西，有折叠伞、鞋子、衬衣等等。
“没见过你这样的傻丫头！没价值！还没过门呢，就为婆家说上好话了。也不害羞，不怕丑！”大家异口同声地对红梅进行围攻，“你以后也会变得跟小王一样小气的，走着瞧！”
方红梅哭笑不得，内心里还是在为王加根开脱。
不过，现在听着马静的叨唠，她似乎觉得自己是有点儿傻。我那么爱他，把最珍贵的东西献给了他，都怀上了他的孩子。他怎么着也应该有所表示吧？他家不管怎么穷，也不至于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吧？说来说去，就是缺少对我最起码的尊重。
方红梅心里有点儿愤愤不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