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姐妹五人中，白大货算是最幸运的。只有他一直跟着母亲，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成人。
大货他妈带着他离家出走后，先是在汉口给别人当奶妈子，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在武汉做生意的孝天人。那男人姓万，满脸麻子，据说做生意赚了不少钱。可是后来生意不好做了，万姓男人就带着他们娘儿俩一起回了家乡，定居在陡岗公社万安村。
待大货他妈和万姓男人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，白大货与他继父之间又开始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，关系逐渐恶化，最终发展到水火不容、不共戴天的地步。
大货他妈伤心至极。
这个曾经抛夫弃子、罪孽深重的女人，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，当然不会重蹈覆辙，让过去的悲剧重演。她只好劝大货回白沙铺，去继承她前夫——也就是大货他爸留下的遗产，领白家的门户。
万安村和白沙铺都在瀤河岸边，相距不是很远。沿河堤步行，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路程。白大货找到他父亲留下的破墙烂屋时，意外地遇到了多年没见面的姐姐、三弟和外甥女加枝。
亲人相见，自是百感交集，不约而同地哽咽落泪。
素珍和三货在王李村时一直随姑父姓王，大货随母亲改嫁后也不得不随继父姓万，现在回白沙铺了，他们又统一把姓氏改了过来，随他们死去的生父姓白。白素珍甚至让加枝也改为白姓，不再姓王了。
一度惨遭“灭门”的白家开始兴旺起来，紧锁了多年的“鬼屋”重现生机。白三货把那间有窗户的正房让给大哥，自己则住到了后面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。
在正源他爸汤队长的帮助下，他们一家人的户口也顺利地迁移到了白沙铺。姐弟三人开始同进同出，一起在生产队里出工。加枝有时跟着妈妈，有时跟着两个舅舅，在田间地头玩儿。
每天收工之后，三货去自留地里扯菜，素珍回家洗米煮饭，大货就逗小外甥女加枝。一家四口人在一口锅里搅稀稠。日子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，见到了希望的曙光。
大货脑瓜子活泛，人比较聪明，也舍得吃苦做事，但有一个不良嗜好，就是喜欢抹牌赌钱。这毛病是他初中毕业之后养成的。因为没有考上高中，在家里闲得无聊，他就和村里几个同样无事可干的年轻人聚在一起，打扑克，抹长牌，推牌九，天天以此为乐，慢慢就嗜赌成性了。回白沙铺后，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队伍，结交了一批牌场“战友”，几乎每天都要玩到深更半夜。
为这事，白素珍不只一次地提醒和唠叨，但大货丝毫也不为之所动，根本就听不进去。一个喜欢玩，一个喜欢说，姐弟之间就难免磨牙拌嘴，磕磕碰碰的。到年终结算时，两人终于因为领余粮款的事情吵了起来。由于他们家有三个劳动力出工干活，年终结算是余粮户，能够领到余粮款。可是，当白素珍去找生产队会计领钱时，会计却说余粮款已经被大货领走了。她找大货要那钱，大货又声称自己用那钱偿还了赌债。姐弟俩为此大吵了一架，自此之后好几个月互不理睬，如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。
第二年秋天，在正源他爸的积极推荐下，白大货到白沙铺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。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之后，白大货就有点儿瞧不起只上过小学的姐姐，尤其难以忍受她无休无止的说教，以及在他面前的指手画脚。背地里，和牌友们一起打牌时，他经常把姐姐与《白蛇传》中的千年蛇妖白素贞混为一谈，嘲弄白素珍就是一个妖精。
接下来，白大货恋爱了。女朋友是白沙公社印刷厂的工人，叫沙桂英。沙桂英也是白沙铺街上人，她父亲早已离世，唯一的姐姐出嫁后，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。
白大货与沙桂英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，马上就爱得死去活来，如胶似漆。没出半年，就开始谈婚论嫁了。
结婚的基本条件是房子。可那么一幢四面透风、摇摇欲坠、破烂不堪的“鬼屋”，挤住着他们姐弟三人和加枝，哪儿腾得出地方做洞房？在这样了房子里结婚像个什么样子？将来有了小孩又怎么办？
沙桂英不高兴了。她开始激将白大货：“要不，你倒插门到我家，当上门女婿算了。”
白大货当然不愿意。回过头想想，他又觉得憋屈：姐姐和三货早年过继给了王李村的姑妈，他们实际上是王家的后人。素珍结婚后，是出了嫁的姑娘，三货是过了继的儿子，凭什么回白沙铺占据生父留下的房产？我是白家长子，祖宗留下的财产，理应由我来继承。
白大货心里不痛快，又不好明说，便用行动暗示。有事没事，他就提起毛笔练大字，在家里的桌椅板凳、扁担箩筐、木桶脚盆和其他各种能够写字的东西上，都写上自己的名字，来宣誓“主权”。
白素珍看在眼里，自然心知肚明。不过，她还是把大货的行为看成年幼无知。念在姐弟情分上，为了家庭的和睦，没有与他计较。
有一天，当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木脚盆，准备给加枝洗澡时，却发现脚盆底上赫然写着八个字：只准男用，不得女使！
血直冲她的脑顶。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白素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她一脚揣开大货的房门，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。
白大货也不再顾忌什么了，跳起来回敬道：“搞烦了，老子点一把火，把屋烧了！”
白素珍气得浑身发抖，把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。脚盆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，散架了。
姐弟俩由前期的路人，变成了仇人。
这样的日子，让人多么难堪，叫人多么难熬啊！白素珍有时感叹老天爷对她太不公平，让她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又老是不给她容身之地。亲生父母的遗弃，王厚义的威逼，现在又是弟弟大货的排挤。
赶上“三线”建设工程上马，白素珍找到白沙公社领导，非要去陕西支援“三线”建设不可。
公社领导说，“三线”的活儿特别累，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，就叫苦不迭，女人根本吃不消。
白素珍声泪俱下。说她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饿，不怕脏，什么活儿都愿意干，也决不会比别人干得差。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，描述自己无立足之地的现状。
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都听得眼眶发热，摇头，叹气，深表同情。
从孝天县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“三线”工程负责人，破例答应接收白素珍。白素珍又说，自己还有一个十岁的女儿，必须带在身边。
“这绝对不行！”领导态度异常坚决，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，“开什么玩笑！去陕西的原始森林开山建铁路，环境那么恶劣，成年人都凶多吉少，小娃娃怎么能去？”
白素珍犯愁了：自己走了，女儿加枝怎么办？
交给三货么？三货老实本分，对姐姐百依百顺，只要把加枝托付给他，三货肯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。但是，三货已经是二十岁的小伙子，让他带着十岁的外甥女一起生活，多少还是有些不方便。至于白大货和沙桂英，自然不能有半点儿指望！
思来想去，白素珍觉得还是让加枝回王李村比较好。那里有加根，有奶奶，有好心的乡亲们。不管怎么讲，加枝还是王家的骨肉。把她送到王李村，不会受外人的歧视和欺负。
就这样，白素珍把加枝送回了王李村。
然后，她响应国家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“好人好马上三线”的号召，打起背包，跋山涉水，奔赴祖国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，投身到了火热的“三线”建设当中。
成功地挤走姐姐和外甥女之后，白大货又与三弟商量，把家里的这几间土坯房拆掉，改建成红砖瓦房。
“钱呢？建房的钱哪儿来？”三货不解地问。
“钱可以由我和你嫂子去借，但你必须认一半儿的账债。”白大货回答说，“将来房子建成后，我们兄弟俩一人一半儿的产权。”
白三货想了想，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。老宅确实太破了，下雨到处漏水，刮风四面透风。既抵不了严寒，也挡不住酷暑。如果不拆了重做，大哥在这里结婚也太不像样子。
兄弟俩统一意见后，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去找他们的亲朋好友借钱，东拉西扯地弄到了六百元钱，开始拆旧宅、建新房。
新房建成之后，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开始筹办他们的婚礼。
为了把婚礼办得红红火火，让更多的人见证他们的幸福，当然，也是为了多收些礼钱，两人到处散布消息、送请帖。白沙铺的亲戚朋友自不必说，同生产队的社员、白沙铺小学的老师、公社印刷厂的同事，他们个个都邀请。白大货还专门去万安村请他的生母，去王李村请他的姑妈，给远在陕西的白素珍发了电报。他甚至不辞劳苦，历尽艰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二弟二货和妹妹素华。二货在肖港公社，素华在陡岗公社，离白沙铺都不是太远——他们的父亲当年并没有把他们送给太远的人家。
多么好啊！借自己结婚之际，让离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团聚，还可以让他们与亲生母亲重逢。白大货无限美好地憧憬着，想起那种久别重逢、亲人团聚的场面，他都激动得心潮澎湃了。
不过，他母亲并没领他的情，明确提出不参加他的婚礼，只是让与他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妹去捧场，凑个热闹。这个亏心的女人，不敢面对那些被她抛弃的子女，尤其害怕见到脾气火暴、从小就咒骂她的大女子素珍。她不愿意在大货的婚礼上，发生不愉快的事情，这样太尴尬，也不吉利。
就这样，在那场热闹非凡的婚礼上，姓氏各不相同的七兄弟姐妹第一次得以团聚。当时的场面，比白大货预想的还要感人。
加根他奶得到舅侄儿大货准备结婚的消息，高兴得老泪纵横。白家后继有人，她那撞火车死去的哥哥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。高兴之余，老人家又有点儿发愁：送点儿什么给大货作贺礼呢？家里没钱。即使有钱，王厚义也不会给她。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？猪才四五十斤，不到出售的时候，食品站也不会收。鸡到能值几个钱，老人家又舍不得卖。家里量盐买油、给孙儿加根买铅笔作业本，都指望着母鸡下蛋呢！
加根他奶为这件事愁了好些个时日。
最后，老人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堂屋神台上的那个座钟上。座钟是她死去的丈夫从汉口买回来的，已经用了好几十年时间。钟的形状如同一块立着的土坯砖，不过顶部是弧形的。每半个月左右上一次发条，座钟正中的钟摆就会从早到晚不停地左右摇摆。到了整点时，还会发出“铛铛铛”的敲击声，隔壁邻墙好几家都能听见。
老人家把座钟从神台上抱下来，拂去上面的灰尘，用一块花布包袱小心翼翼地包好。到了大货的良辰吉日，她一手挽着装有座钟的花布包袱，一手牵着孙儿王加根，挪动着缠过的小脚，到双峰管理区搭班车到花园镇，再从花园镇转火车到陆家山，然后步行十多里路到瀤河边，最后坐小木船过河，就到了她的娘家白沙铺。
当加根他奶郑重其事地从包袱里拿出座钟，交给记账的司仪，并提出算三十块钱记入礼单时，白大货当时嘴巴都气歪了。他阴沉着脸，显出非常不高兴的样子，叫司仪不要收这座钟，让姑妈原物带回去。他说，这座钟根本就不值三十块钱，二十块钱都没人要！还有，结婚是大喜的日子，送座钟不吉利。送钟的谐音是“送终”，这不是咒他和桂英不长远么？
听舅侄儿这么一解释，加根他奶非常尴尬。她惶恐不安地表示，自己决没有这个意思！年幼的加根当时也觉得很没面子。他拉着奶奶的衣襟，躲在奶奶的身后，不敢说话，也不敢见人。三货见此场面，觉得大哥说话不妥当，做得也有点儿过分。他特别同情把他抚养成人的姑妈，就说了几句直话。结果，兄弟俩争吵起来了。
最后，还是正源他爸汤队长出面调解。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大货，告诉他“礼轻情意重”的道理。白大货这才没有继续发飚，咕噜了几句，就让司仪收下了这座钟。
白大货和沙桂英的婚礼办完之后，白三货报名参加了白沙公社建筑队。他也离开白沙铺，到武汉去干泥瓦匠打小工了。
转眼过去了一年。十月怀胎的沙桂英生下一个儿子。
几乎在他们喜得贵子的同时，又从白沙公社建筑队传回来一个噩讯：白三货在武汉遇车祸身亡。
白大货把月子中的沙桂英和刚睁开眼睛的儿子托付给丈母娘，心急火燎地赶往wh市。找到负责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时，别人提出，必须由死者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来谈判。白三货尚未结婚，只能由他的父母来谈，兄弟姐妹都不行。白大货于是赶到陡岗公社万安村，扶着他的老母亲重返wh市。
反正人已经死了，所谓谈判，就是商量赔多少钱的问题。大货和他妈开口就要一千元。公交公司拦腰还价，只愿意赔五百。大货猛然记起做房子欠下的六百元债务，就把赔款的底价锁定在六百元。又经过了几轮谈判，最后在公安局交管部门的调解下，公交公司答应了六百元的赔款要求。
带着六百元现金和三货的骨灰坛，白大货和他妈就打道回府了。他用那六百元现金还清了做房子欠下的账债，再才发电报给姐姐白素珍，通报三货死亡的消息。
事实上，如果白大货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，他是应该追究肇事司机刑事责任的。
据三货的工友讲，那天建筑队放假，他们在市郊乘车，准备进市内去逛一逛。当时，公交站候车的人很多。公交车进站时，根本就没有停下来，而是一边滑行，一边开门上下乘客。三货和蜂拥而上的乘客们一起，跟着汽车跑了好几十米。他刚抢上踏板，挤进了半个身子，车门就关了。三货的右手臂和右腿被车门牢牢地夹住，进又进不去，下又下不来。司机竟然不理会售票员的叫喊，继续开车行走。跑了好几分钟，到了一个拐弯处，把三货甩下了汽车……
工友们把三货送到协和医院，抢救了几个钟头，最后还是咽气了。
听说过这些情况，白大货当然很生气，但他只是装腔作势地诈唬了几句，并没有提出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。
他心里很清楚，一涉及刑事责任，战线就会拉得很长，时间就会拖得很久。如果等到他姐白素珍参与其中，事情就麻烦了。那样的话，他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。他只希望速战速决，尽快拿到赔款。而处理此事的公安局交管部门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让公交公司赔款六百元，就草草地结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