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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又开口了：“老梁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大伙儿也都发表一下意见吧。”
一番讨论之后，综合大家的意见，可归纳为如下的思路——
目前基本可以判定，穆祥云并非2月12日北京公安部那份情报中所说的“暗波”。敌特方之所以要变更穆祥云“孟加拉白虎”的代号，显然是为了掩护真正的“暗波”。冒牌货穆祥云所接受的指令，应该是敌方特工专家精心制订的，让穆祥云的“直行大队”策划“武装暴动”及对付“特案组”，以此吸引我反特力量的注意力。为保护真正的“暗波”，敌特方宁可“牺牲”穆祥云一伙，也算下了血本。为什么要不惜代价，用这种“丢卒保车”的方式保护“暗波”呢？肯定不是为了让其长期潜伏下来的目的，否则的话，何必指令“孟加拉白虎”作为冒牌货露面？众侦查员推断，那个真正的“暗波”肩负的使命对于敌特方来说一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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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后真正的“暗波”谢先生执行完在G市的任务，去了广西准备在那里组织暴动。而特案组已经发现了“暗波”潜伏地点“平安行”的可疑踪迹，密切监视。
这天晚上，“平安行”老板史重庆把一众弟兄召拢，商议事情。沏茶、递烟刚刚安定下来，史老板还没道出开场白，外面突然一阵嘈杂，紧接着，特案组等一干军警已经冲进来了！
史重庆的代号为“梅花22”，他们一伙不同于穆祥云的“直行大队”或者龙飞云搞“武装暴动”的那些乌合之众，他们当即抄家伙反抗，可惜他们的武器没带在身边，只是随手拿起铁叉木棍之类的渔具和军警对抗，经过一番搏斗，人人挂彩，皆被生擒。此时，是2月26日零点四十分。
讯问工作随即展开，我说特案组侦查员七人，正好一人对付一个，每个侦查员配备两名便衣助手。至于哪个侦查员讯问哪个特务，我是有安排的。由张百强讯问袁守量，因为抓捕时，张、袁两个格斗高手劈面相遇，几个回合惊心动魄的较量下来，眉骨受伤鲜血直流的张百强终于以一记北派谭腿将袁击倒。袁被戴上手铐时，目光须臾不离张百强：“兄弟贵姓，这一手在下拜服！”所以，安排张百强讯问袁守量应该最为合适；“梅花22”的报务员庄炳祥，同时也是史重庆的副手。这人看上去似是有点儿城府，可能不大好打交道，我决定让麦善思去对付他；那个史老板是梁道行抓的，就让老梁讯问，况且老梁已经讯问过邢芸潇，对情况比较熟悉；胡思壮一看便是个烂牛筋滚刀肉式的主儿，我问尹白有没有把握拿下，尹白拍胸脯保证“交给我吧”；剩下的何亮福、姜涌、蔡康三个，则是我、陈君临、侯烈风每人一个审问。
整个儿审讯过程当然不会一帆风顺，但也没有出现大波折。讯问结束，汇总七名人犯的口供，众人皆喜：史重庆供称的那位谢先生也即“暗波”留下的名址“桂林市八桂区东华路‘有福茶楼‘潘老板”，这绝对是一条颇有价值的线索啊！另外“暗波”竟然看中了史老板一名叫唐立栋的手下，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做一篇锦绣文章？我说：“史重庆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可以由特案组来帮他解决，咱们何不让唐立栋尽快前往桂林向谢先生报道？谢先生没见过唐立栋，但知道他是广西人，熟悉广西风土人情，又很能办事，所以相中他了。”
这么一说，众人的思路都被带入了节奏。张百强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，要自告奋勇冒充唐立栋。我即表态：“此事必须慎而又慎！大伙儿昨晩没合眼，今天一晃儿又过去半天，一会儿午餐后全体休息，晩上我们再开会具体研究，究竟有没有可能派人冒充唐立栋去桂林卧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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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深夜，案情分析会结束后，我立刻驱车前往市局向领导汇报特案组的卧底设想。领导对此高度关注，也极为慎重，不可能当场拍板。按照组织原则，这种情况是要上党组会议研究的。
临晨，我被唤醒时一看表，四点四十分。一看领导那副神态，就知道是彻夜未眠。领导第一句话问的是：“如果批准这个方案，你准备派哪位同志去执行卧底任务？”
这个问题，在特案组的会议上并没有提起过。不过，作为特案组长，我心里自然对此有所考虑。特案组七名侦查员中，我、梁道行、张百强三人不必考虑，我们连粤语都不过关，别说广西话了。而唐立栋是广西瑶族人；以此标准，陈君临、麦善思也不合格；最后就剩下尹白和侯烈风了。这两人中，若论机智，尹白略胜一筹，但他跟唐立栋年龄相差悬殊，体态也大相径庭。尽管据史重庆供称“暗波”并未打听过唐立栋的体态，可这种事儿不能大意，因此尹白也不合格。剩下的就是侯烈风了，尽管侯烈风比唐立栋小四五岁，不过他长得显老。而且侯烈风还有一个优势：他是瑶族，正宗山民出身，攀山越岭、狩猎下套、野外生存、泅水驾舟样样精通。综合评估下来，我认为侯烈风最为适合。
领导思忖片刻，点点头：“好！就是他了！请特案组迅即制订具体行动方案后上报，同时做好赴桂办案的一应准备工作。”
次日上午，我接到通知：方案获批。
1950年3月3日凌晨四时，四辆军用卡车悄然驶离G市前往桂林。中间两辆载着特案组成员、公安局为特案组配备的报务员郑小光，以及十八名随同特案组行动的外援便衣；前后两辆卡车内则是担任警卫使命的一个排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。
当天，特案组在广西梧州过夜，次日傍晩抵达桂林，进驻“华园”，这是中共桂林市委专门给特案组安排的驻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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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“春风国医馆”后院，已经安全抵达目的地数日，并以中医身份安顿下来的谢先生，正在其与报务员、卫士三人居住的独立小楼内，焦急地等候台北总部的复电。
谢先生其实并不姓谢，真名陶省身，他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高级警官学校，后又去了美国，成为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具有正式编制的华籍雇员。戴笠闻报，下了一番功夫将其收到门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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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笠死后他成为“保密局”的上校情报专家，具体职责是研判跟美国有关的情报，以及在“保密局”跟美国方面合作时，为毛人凤当顾问。
国民党败逃台湾，陶省身以及家眷随同去台。原以为从此就老死岛上了，哪知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，“保密局”竟然又把他打发到内地来了，让他在广西组织**。
陶省身抵达桂林安顿下来后，按照台北的密电指令，他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军队旧部钟祖培取得联系。钟祖培已于1月25日在其家乡、距桂林大约百里的恭城县公开组织“恭城人民**救国军”，由其任中将总指挥。当天，纠集三千余名旧部及恶霸土匪，在该县的嘉会、和平等地发动“暴动”，但很快被解放军击溃，钟祖培逃入深山。其后钟又在形势压迫下向解放军自首。
陶省身向台北报告了上述情况，请示接下来是离开内地前往香港待命，还是返回台北，或者留在内地执行其它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