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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旗 > 历史军事 > 明朝那些事儿 > 日落西山第六章 谋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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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疯子】

王锡爵彻底消停了,万历三十六年,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,成为朝廷首辅,此后七年之中,他是内阁第一人,也是唯一的人,史称“独相”。

时局似乎毫无变化,万历还是不上朝,内阁还是累得半死,大臣还是骂个不停,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。

在表象之下,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,新的已经来了,旧的赖着不走,为了各自利益,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,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。

终于,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、最合适的机会——太子。

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,自打妖书案后,他很是清净了几年,确切地说,是九年。

万历四十一年(1613),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,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。

这个人叫王曰乾,时任锦衣卫百户,通俗点说,是个特务。

这位特务向皇帝上书,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:有三个人集会,剪了三个纸人,上面分别写着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太子的名字,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(真是不容易)。钉了几天后,放火烧掉。

这是个复杂的过程,但用意很简单——诅咒,毕竟把钉子钉在纸人上,你要说是祈福,似乎也不太靠谱。

这也就罢了,更麻烦的是,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,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,偏偏这个太监,又是郑贵妃的太监。

于是事情闹大了,奏疏送到皇帝那里,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,深更半夜睡不着觉,四下乱转,急得不行。太子知道后,也是心急火燎,唯恐事情闹大,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,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。

大家都急得团团转,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,万历气完了,也想起这个人了,当即大骂:

“出了这么大的事,这人怎么不说话!?”(此变大事,宰相何无言)

此时,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,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:

“这下没事了。”

这件东西,就是叶向高的奏疏,事情刚出,就送上来了。

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:

陛下,此事的原告(指王曰乾)和被告(指诅咒者)我都知道,全都是无赖混混,之前也曾闹过事,还被司法部门(刑部)处理过,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,但妖书案是匿名,无人可查,现在原告被告都在,一审就知道,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。

看完这段话,我的感觉是: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。

叶向高的表面意思,是说这件事情,是非曲折且不论,但不宜闹大,只要你不说,我不说,把这件事情压下去,一审就行。

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。因为叶向高,是东林党的人,而东林党,是支持太子的,现在太子被人诅咒,应该一查到底,怎能就此打住呢?

事实上,叶向高是对的。

第二天,叶向高将王曰乾送交三法司审讯。

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,这人一审,事情不就闹大了吗?

如果你这样想,说明你很单纯,因为就在他吩咐审讯的后一天,王曰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,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牢里,死因待查。

什么叫黑?这就叫黑。

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,揭开几个疑点,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:

首先,最大的疑问是: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,答案:无所谓。

自古以来,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,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,又没胆跳出来,在家做几个假人,骂骂出出气,是纯粹的阿q 精神。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(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,有多种形式,如“打小人”),而以郑贵妃的智商,正好符合这个档次,说她真干,我倒也信。

但问题在于,她干没干并不重要,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,也扎不死人,真正重要的是,这件事不能查,也不能有真相。

追查此事,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,但事实上,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。

原因很简单,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,只要没有什么大事,到时自然接班,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,闹了十几年,早没用了。

但如若将此事搞大,再惊动皇帝,无论结果如何,对太子只好坏处,没有好处。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,只有一件事情——等待。

事实证明,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,种种迹象表明,告状的王曰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,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,某些人(不一定是郑贵妃),为了某些目的,想把水搅浑,再混水摸鱼。

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,危机成功度过了。

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,在两年之后。

万历四十三年(1615)五月初四日,黄昏。

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,万历二十九年他被封为太子,住到了这里,但他爹人品差,基础设施一应具缺,要啥都不给,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,皇帝不待见,大臣自然也不买账,平时谁都不上门,十分冷清。

但这一天,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,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。

他手持一根木棍,进入了慈庆宫。

此时,他与太子的距离,只有两道门。

第一道门无人看守,他迈了过去。

在第二道门,他遇到了阻碍。

一般说来,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,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,就算差一点的,也有几个保安,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,多少还有个老大爷。

明代也是如此,锦衣卫、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,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,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,没有士兵,也没有保安,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。

只有两个老太监。

于是,他挥舞木棍,打了过去。

众所周知,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(练过宝典除外),更何况是老太监。

很快,一个老太监被打伤,他越过了第二道门,向着目标前进。

目标,就在前方的不远处。

然而太监虽不能打,却很能喊,在尖利的呼叫声下,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。

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,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,而他本人不会变形,不会变身,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,在一群太监围攻下,终于束手就擒。

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,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,毕竟人抓住了,也没进来,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,在他看来,这不过是个小事。

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,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

人抓住了,自然要审,按照属地原则,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,可是这个案子不同,皇宫里的案子,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?

推来推去,终于确定,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。

审了半天,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——这人是个疯子。

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,利诱威胁,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,压根就不对路,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,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

于是几轮下来,刘御史也不审了,如果再审下去,他也得变成疯子。

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,那也不对,这位疯子交代,他叫张差,是蓟州人,至于其他情况,就一无所知了。

这个结果虽然不好,却很合适,因为既然是个疯子,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,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,没有背景、没有指使,疯子嘛,也不认路,糊里糊涂到皇宫,糊里糊涂打了人,很好,很好。

不错,不错,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,皇帝一压,大臣一捧,也就结了。

可惜,可惜,这是在明朝。

这事刚出,消息就传开了,街头巷尾人人议论,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,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,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:这事,就是郑贵妃干的。

所谓舆论,就是群众的议论,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,这事也压不下去了,于是万历亲自出马,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。

说是三法司,其实只有刑部,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,尚书侍郎都没来,只是两个郎中(正厅级)。

但这二位的水平,明显比刘御史要高,几番问下来,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。

侦办案件,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,而这个案子的关键,不是谁干了,而是为什么干,也就是所谓的:动机。

经过一番询问,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:在此前不久,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,他气不过,到地方衙门伸冤,地方不管,他就到京城来上访,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,心里害怕,就随手打人,如此而已。

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,那就是扯淡。

柴草被人烧了,就要到京城上访,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:

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,也是个傻子。

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,要换个人,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,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,大家才同情你。

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,有几个能进宫,宫里那么大,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,您还一个劲地往里闯?

对于这一点,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,但领导意图他们更有数,这件事,只能往小了办。

这两位郎中的名字,分别是胡士相、岳骏声,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,是因为这两个人,绝非等闲之辈。

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,张差案件正式终结,犯人动机先不提,犯人结局是肯定的——死刑(也算杀人灭口)。

但要杀人,也得有个罪名,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,不愧是刑部的人,很有专业修养,从大明律里,找到这么一条:宫殿射箭、放弹、投砖石伤人者,按律斩。

为什么伤人不用管,伤什么人也不用管,案件到此为止,就这么结案,大家都清净了。

如此结案,也算难得糊涂,事情的真相,将就此被彻底埋葬。

然而这个世界上,终究还是有不糊涂,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。

五月十一日,刑部大牢。

七天了,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,目前境况,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,但大体正常,装疯很有效,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。

开饭时间到了,张差走到牢门前,等待着今天的饭菜。

但他并不知道,有一双眼睛,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。

根据规定,虽然犯人已经招供,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,以防翻供。

五月十一日,轮到王之寀。

王之寀,字心一,时任刑部主事。

主事,是刑部的低级官员,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,心眼却不小,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,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,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。

凑巧的是,他到牢房里的时候,正好遇上开饭,于是他没有出声,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,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。

因为在吃饭的时候,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。

之后一切都很正常,张差平静地领过饭,平静地准备吃饭。

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,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。

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,而一个疯子,是不会如此正常的。

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,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,并告诉看守,即刻开始审讯。

张差非常意外,但随即镇定下来,在他看来,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,没有区别。

审讯开始,和以前一样,张差装疯卖傻,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,眼前这人一言不发,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

他表演完毕后,现场又陷入了沉寂,然后,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:

“老实说,就给你饭吃,不说就饿死你。”(实招与饭,不招当饿死)

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,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,但凡审讯,一般先是民族大义、坦白从宽,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、辣椒水。即使要利诱,也是升官发财,金钱美女之类。

而王主事的诱饵,只是一碗饭。

无论如何,是太小气了。

事实证明,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,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,思想朴素,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、保住性命之间,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。

于是他低着头,说了这样一句话:

“我不敢说。”

不敢说的意思,不是不知道,也不是不说,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。

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,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,然后他手持那碗饭,听到了事实的真相:

“我叫张差,是蓟州人,小名张五儿,父亲已去世。”

“有一天,有两个熟人找到我,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(即太监),老公公对我说,你跟我去办件事,事成后给你几亩地,保你衣食无忧。”

“于是我就跟他走,初四(即五月四日)到了京城,到了一所宅子里,遇见另一个老公公。”

“他对我说,你只管往里走,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,打死了,我们能救你。”

“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,带我进了宫,我就往里走,打倒了一个公公,然后被抓住了。”

王之寀惊呆了。

他没有想到,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,这的的确确,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。

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,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,眼前这位仁兄,虽说不是疯子,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,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,也不是职业杀手,最多最多,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。

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,听起来,似乎是群众推荐,太监使用,顺手就带到京城,既没给美女,也没给钱,连星级宾馆都没住,一点实惠没看到,就答应去打人,这种傻冒你上哪去找?

再说凶器,一般说来,刺杀大人物,应该要用高级玩意,当年荆轲刺秦,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,据说是一碰就死,退一万步讲,就算是杀个老百姓,多少也得找把短刀,可这位兄弟进宫时,别说那些高级玩意,菜刀都没一把,拿根木棍就打,算是怎么回事。

从头到尾,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,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,王之寀不敢怠慢,立即上报万历。

可是奏疏送上去后,却没有丝毫回音,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
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,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,四处散发,本人也四处鼓捣,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。

他这一闹,另一个司法界大腕,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,也跟着一起嚷嚷,要三法司会审。

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,这是可以理解的,要知道,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,上百号人一拥而上,那才是大世面,这种小场面算个啥。

照此形势,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,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,他不出声,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。

这个人,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。

事情的起因,只是一封奏疏。

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,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,提出了几个疑问:

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,那么这个太监是谁?他曾到京城,进过一栋房子,房子在哪里?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,这个太监又是谁?

这倒也罢了,在文章的最后,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,大意是,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,我曾上疏,希望提防奸邪之人,今天果然应验了!

这话虽说有点指桑骂槐,但其实也没说什么,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,写了封奏疏,为自己辩解。

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,它形象地说明,郑国泰的智商指数,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。

这还不算,在这封奏疏中,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:

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?又主使过什么事?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?……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,更不敢说,也不忍听。

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,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。

郑先生的脑筋实在愚昧到了相当可以的程度,这种货真价实的此地无银三百两,言官们自然不会放过,很快,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就做出了反应,相当激烈的反应:

“谁说你推翻太子!谁说你主使!谁说你收买亡命之徒!你既辩解又招供,欲盖弥彰!”

郑国泰哑口无言,事情闹到这个地步,已经收不住了。

此时,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,事实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,除了王之寀。

初审成功后,张差案得以重审,王之寀也很是得意了几天,然而不久之后,他才发现,自己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:

张差装疯非常拙劣,为碗饭就开口,为何之前的官员都没看出来呢?

思前想后,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:他们是故意的。

第一个值得怀疑的,就是首先审讯张差的刘廷元,张差是疯子的说法,即源自于此,经过摸底分析,王之寀发现,这位御史先生,是个不简单的角色。

此人虽然只是个巡城御史,却似乎与郑国泰有着紧密的联系,而此后复审的两位刑部郎中胡士相、岳骏声,跟他交往也很密切。

这似乎不奇怪,虽然郑国泰比较蠢,实力还是有的,毕竟福王受宠,主动投靠的人也不少。

但很快他就发觉,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
因为几天后,刑部决定重审案件,而主审官,正是那位曾认定刘廷元结论的郎中,胡士相。

胡士相,时任刑部山东司郎中,就级别而言,他是王之寀的领导,而在审案过程中,王主事惊奇地发现,胡郎中一直闪烁其辞,咬定张差是真疯,迟迟不追究事件真相。

一切的一切,给了王之寀一个深刻的印象:在这所谓疯子的背后,隐藏着一股庞大的势力。

而刘廷元、胡士相,只不过是这股势力的冰山一角。

但让他疑惑不解的是,指使这些人的,似乎并不是郑国泰,虽然他们拼命掩盖真相,但郑先生在朝廷里人缘不好,加上本人又比较蠢,要说他是后台老板,实在是抬举了。

那么这一切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
王之寀的感觉是正确的,站在刘廷元、胡士相背后的那个影子,并不是郑国泰。

这个影子的名字,叫做沈一贯。

就沈一贯的政绩而言,在史书中也就是个普通角色,但事实上,这位仁兄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,是明朝晚期研究的重点人物。

因为这位兄弟的最大成就,并不是搞政治,而是搞组织。

我们有理由相信,在工作期间,除了日常政务外,他一直在干一件事——拉人。

怎么拉,拉了多少,这些都无从查证,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,那就是这个组织的招人原则——浙江人。

沈一贯,是浙江四明人,在任人唯亲这点上,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,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,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。

这个老乡会,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,被称为浙党。

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,他是朝廷的首辅,也是浙党的领袖。

应该说,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,因为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点:

在万历年间,一个没有后台(皇帝),没有亲信(死党)的首辅,是绝对坐不稳的。

所以沈一贯干了五年,叶向高干了七年,所以赵志皋被人践踏,朱赓无人理会。

当然,搞老乡会的绝不仅仅是沈一贯,除浙党外,还有山东人为主的齐党,湖广人(今湖北湖南)为主的楚党。

此即历史上着名的齐、楚、浙三党。

这是三个能量极大、战斗力极强的组织,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,就是言官。

言官,包括六部给事中,以及都察院的御史,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,和部长(尚书)平起平坐,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。

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,不但可以上书弹劾,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,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。

故此,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,拉出来都不起眼,却是相当的厉害。

必须说明的是,此前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,虽然拉帮结派是家常便饭,但明目张胆地搞组织,并无先例,先例即由此而来。

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谜团。

早不出来,晚不出来,为何偏偏此时出现?

而更有趣的是,三党之间并不敌对,也不斗争,反而和平互助,这实在是件不符合传统的事情。

存在即是合理,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,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。

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,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。是的,这个理由的名字,叫做东林党。

无锡的顾宪成,只是一个平民,他所经营的,只是一个书院,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,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,说他们是木偶、婴儿,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,改变皇帝任命。

大明天下,国家决策,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。从古至今,如此牛的老百姓,我没有见过。

无论是在野的顾宪成、高攀龙、赵南星,还是在朝的李三才,叶向高,都不是省油的灯,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,又有朝廷重臣,要说它是纯道德组织,鬼才信,反正我不信。

连我都不信了,明朝朝廷那帮老奸巨滑的家伙怎么会信,于是,在这样一个足以影响朝廷,左右天下的对手面前,他们害怕了。

要克服畏惧,最有效、最快捷的方法,就是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畏惧。

史云:明朝亡于党争。我云:党争,起于此时。

刘廷元、胡士相不是郑国泰的人,郑先生这种白痴是没有组织能力的,他们真正的身份,是浙党成员。

但疑问在于,沈一贯也拥立过太子,为何要在此事上支持郑国泰呢?

答案是,对人不对事。

沈一贯并不喜欢郑国泰,更不喜欢东林党,因为公愤。

所谓公愤,是他在当政时,顾宪成之类的人总在公事上跟他过不去,他很愤怒,故称公愤。

不过,他最不喜欢的那个人,却还不是东林党——叶向高,因为私仇,三十二年的私仇。

三十二年前(万历十一年1583)叶向高来到京城,参加会试。

叶向高,字进卿,福建福清人,嘉靖三十八年生人。

必须承认,他的运气很不好,刚刚出世,就经历了生死考验。

因为在嘉靖三十八年,倭寇入侵福建,福清沦陷,确切地说,沦陷的那一天,正是叶向高的生日。

据说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倭寇,躲在了麦草堆里,倭寇躲完了,孩子也生出来了,想起来实在不容易。

大难不死的叶向高,倒也没啥后福,为了躲避倭寇,一两岁就成了游击队,鬼子一进村,他就跟着母亲躲进山里,我相信,几十年后,他的左右逢源,机智狡猾,就是在这打的底。

倭寇最猖獗的时候,很多人都丢弃了自己的孩子(累赘),独自逃命,也有人劝叶向高的母亲,然而她说:

“要死,就一起死。”

但他们终究活了下来,因为另一个伟大的明代人物——戚继光。

【考试】

嘉靖四十一年(1562),戚继光发动横屿战役,攻克横屿,收复福清,并最终平息了倭患。

必须说明,当时的叶向高,不叫叶向高,只有一个小名,这个小名在今天看来不太文雅,就不介绍了。

向高这个名字,是他父亲取的,意思是一步一步,向高处走。

事实告诉我们,名字这个东西,有时候改一改,还是很有效的。

隆庆六年(1572),叶向高十四岁,中秀才。

万历七年(1579),叶向高二十一岁,中举人。

万历十一年(1583),叶向高二十五岁,第二次参加会试。考试结束,他的感觉非常好。

结果也验证了他的想法,他考中了第七十八名,成为进士。现在,在他的面前,只剩下最后一关——殿试。

殿试非常顺利,翰林院的考官对叶向高十分满意,决定把他的名次排为第一,远大前程正朝着叶向高招手。

然而,接下来的一切,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。

因为从此刻起,叶向高就与沈一贯结下了深仇大恨,虽然此前,他们从未见过。

要解释清楚的是,叶向高的第七十八名,并非全国七十八名,而是南卷第七十八名。

明代的进士,并不是全国统一录取,而是按照地域,分配名额,具体分为三个区域,南、北、中,录取比例各有不同。

所谓南,就是淮河以南各省,比例为55%。北,就是淮河以北,比例为35%。而中,是指云贵川三省,以及凤阳,比例为10%。

具体说来是这么个意思,好比朝廷今年要招一百个进士,那么分配到各地,就是南部五十五人,北部三十五人,中部十人。这就意味着,如果你是南部人,在考试中考到了南部第五十六名,哪怕你成绩再好,文章写得比北部第一名还好,你也没法录取。

而如果你是中部人,哪怕你文章写得再差,在南部只能排到几百名后,但只要能考到中部卷前十名,你就能当进士。

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,从二百多年前,朱元璋登基时,就开始执行了,起因是一件非常血腥的政治案件——南北榜案件。这个案件是笔糊涂账,大体意思是一次考试,南方的举人考得很好,好到北方没几个能录取的,于是有人不服气,说是考官舞弊,事情闹得很大,搞到老朱那里,他老人家是个实在人,也不争论啥,大笔一挥就干掉了上百人。

可干完后,事情还得解决,因为实际情况是,当年的北方教学质量确实不如南方,你把人杀光了也没辙。无奈之下,只好设定南北榜,谁都别争了,就看你生在哪里,南方算你倒霉,北方算你运气。

到明宣宗时期,事情又变了,因为云贵川一带算是南方,可在当年是蛮荒之地,别说读书,混碗饭吃都不容易,要和南方江浙那拨人对着考,就算是绝户。于是皇帝下令,把此地列为中部,作为特区,而凤阳,因为是朱元璋的老家,还特别穷,特事特办,也给列了进去。

当然了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,毕竟基础不同,底子不同,在考试上,你想一夜之间人类大同,那是不可能的,所以现在这套理论还在用。我管这个,叫考试地理决定论。

这套理论很残酷,也很真实,主要是玩机率,看你在哪投胎。

比如你要是生在山东、江苏、湖北之类的地方,就真是阿弥陀佛了,这些地方经常盘踞着一群读书不要命的家伙,据我所知,有些“乡镇中学”(地图上都找不到)的学生,高二就去高考(不记成绩),大都能考六百多分(七百五十分满分),美其名曰:锻炼素质,明年上阵。

每念及此,不禁胆战心惊,跟这帮人做邻居的结果是:如果想上北大,六百多分,只是个起步价。

应该说,现在还是有所进步的,逼急还能玩点阴招,比如说……

更改户口。

不幸的是,明代的叶向高先生没法玩这招,作为南卷的佼佼者,他有很多对手,其中的一个,叫做吴龙徴。

这位吴先生,也是福建人,但他比其他对手厉害得多,因为他的后台叫沈一贯。

按沈一贯的想法,这个人应该是第一,然后进入朝廷,成为他的帮手,可是叶向高的出现,却打乱了沈一贯的部署。

于是,沈一贯准备让叶向高落榜,至少也不能让他名列前茅。

而且他认定,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,因为他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。

但是很可惜,他没有成功,因为一个更牛的人出面了。

主考官固然大,可再大,也大不过首辅。

叶向高虽然没有关系,却有实力。文章写得实在太好,好到其他考官不服气,把这事捅给了申时行,申大人一看,也高兴得不行,把沈一贯叫过去,说这是个人才,必定录取!

这回沈大人郁闷了,大老板出面了,要不给叶向高饭碗,自己的饭碗也难保,但他终究是不服气的,于是最终结果如下:

叶向高,录取,名列二甲第十二名。

这是一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,因为若要整人,大可把叶向高同志打发到三甲,就此了事,不给状元,却又给个过得去的名次,实在让人费解。

告诉你,这里面学问大了。

叶向高黄了自己的算盘,自然是要教训的。但问题是,这人是申时行保的,申首辅也是个老狐狸,如果要敷衍他,是没有好果子吃的,所以这个面子不但要给,还要给足。而二甲十二名,是最恰当的安排。

因为根据明代规定,一般说来,二甲十二名的成绩,可以保证入选庶吉士,进入翰林院,但这个名次离状元相当远,也不会太风光,恶心下叶向高,的确是刚刚好。

但不管怎么说,叶向高还是顺顺当当地踏上了仕途。此后的一切都很顺利,直到十五年后。

万历二十六年(1598),就在这一年,叶向高的命运被彻底改变,因为他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
此时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出阁读书,按照规定,应该配备讲官,人选由礼部确定。

众所周知,虽说朱常洛不受待见,但按目前形势,登基即位是迟早的事,只要拉住这个靠山,自然不愁前程。所以消息一出,大家走关系拉亲戚,只求能混到这份差事。

叶向高走不走后门我不敢说,运气好是肯定的,因为决定人选的礼部侍郎郭正域,是他的老朋友。

名单定了,报到了内阁,内阁压住了,因为内阁里有沈一贯。

沈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,十五年前那档子事,他一直记在心里,讲官这事是张位负责,但沈大人看到叶向高的名字,便心急火燎跑去高声大呼:

“闽人岂可作讲官?!”

这句话是有来由的,在明代,福建一向被视为不开化地带,沈一贯拿地域问题说事,相当阴险。

张位却不买账,他也不管你沈一贯和叶向高有什么恩怨,这人我看上了,就要用!

于是,在沈一贯的磨牙声中,叶向高正式上任。

叶讲官不负众望,充分发挥主观能动,在教书的同时,和太子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。

根据种种史料反映,叶先生应该是个相当灵活的人,我们有理由相信,在教书育人的同时,他还广交了不少朋友,比如顾宪成,比如赵南星。

老板有了,朋友有了,地位也有了,万事俱备,要登上拿最高的舞台,只欠一阵东风。

一年后,风来了,却是暴风。

万历二十七年(1601),首辅赵志皋回家了,虽然没死,也没退,但事情是不管了,张位也走了,内阁,只剩下了沈一贯。

缺了人就要补,于是叶向高的机会又来了。

顾宪成是他的朋友,朱常洛是他的朋友,他所欠缺的,只是一个位置。

他被提名了,最终却未能入阁,因为内阁,只剩下了沈一贯。

麻烦远未结束,内阁首辅沈一贯大人终于可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了,不久后,叶向高被调出京城,到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。

南京礼部主要工作,除了养老就是养老,这就是四十岁的叶向高的新岗位,在这里,他还要呆很久。

很久是多久?十年。

这十年之中,朝廷里很热闹,册立太子、妖书案,搞得轰轰烈烈。

而叶向高这边,却是太平无事。

整整十年,无人理,无人问,甚至也无人骂、无人整。

叶向高过得很太平,也过得很惨,惨就惨在连整他的人都没有。

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,最痛苦的惩罚不是免职、不是罢官,而是遗忘。

叶向高,已经被彻底遗忘了。

一个前程似锦的政治家,在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,被冷漠地抛弃,对叶向高而言,这十年中的每一天,全都是痛苦的挣扎。

但十余年之后,他将感谢沈一贯给予他的痛苦经历,要想在这个冷酷的地方生存下去,同党是不够的,后台也是不够的,必须亲身经历残酷的考验和磨砺,才能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
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首辅,在不久的未来,他将超越赵志皋、张位、甚至申时行、王锡爵。他的名字将比这些人更为响亮夺目。

因为一个极为可怕的人,正在前方等待着他。而他,将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人。这个人,叫做魏忠贤。

万历三十五年(1607),沈一贯终于走了,年底,叶向高终于来了。

但沈一贯的一切,都留了下来,包括他的组织,他的势力,以及他的仇恨。

所以刘廷元、胡士相也好,疯子张差也罢,甚至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,根本就不要紧。

梃击,不过是一个傻子的愚蠢举动,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通过这件事情,能够打倒什么,得到什么。

东林党的方针很明确,拥立朱常洛,并借梃击案打击对手,掌控政权。

所以浙党的方针是,平息梃击案,了结此事。

而王之寀,是一个找麻烦的人。

这才是梃击案件的真相。

对了,还忘了一件事:虽然没有迹象显示王之寀和东林党有直接联系,但此后东林党敌人列出的两大名单(点将录、朋党录)中,他都名列前茅。

【再审】

王之寀并不简单,事实上,是很不简单。

当他发现自己的上司胡士相有问题时,并没有丝毫畏惧,因为他去找了另一个人——张问达。

张问达,字德允,时任刑部右侍郎,署部事。

所谓刑部右侍郎、署部事,换成今天的话说,就是刑部常务副部长。也就是说,他是胡士相的上司。

张问达的派系并不清晰,但清晰的是,对于胡士相和稀泥的做法,他非常不满。接到王之寀的报告后,他当即下令,由刑部七位官员会审张差。

这是个有趣的组合,七人之中,既有胡士相,也有王之寀,可以听取双方意见,又不怕人捣鬼,而且七个人审讯,可以少数服从多数。

想法没错,做法错了。因为张问达远远低估了浙党的实力。

在七个主审官中,胡士相并不孤单,大体说来,七人之中,支持胡士相,有三个人,支持王之寀的,有两个。

于是,审讯出现了戏剧化的场景。

张差恢复了理智,经历了王之寀的突审和反复,现在的张差,已经不再是个疯子,他看上去,十分平静。

主审官陆梦龙发问:

“你为什么认识路?”

这是个关键的问题,一个平民怎样来到京城,又怎样入宫,秘密就隐藏在答案背后。

顺便说明一下:陆梦龙,是王之寀派。
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没有等待,没有反复,他们很快就听到了这个关键的答案:

“我是蓟州人,如果没有人指引,怎么进得去?”

此言一出,事情已然无可隐瞒。

再问:

“谁指引你的?”

答:

“庞老公,刘老公。”

完了,完了。

虽然张差没有说出这两个人的名字,但大家的人心中,都已经有了确切的答案。

庞老公,叫做庞保,刘老公,叫做刘成。

大家之所以知道答案,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身份很特殊——他们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。

陆梦龙呆住了,他知道答案,也曾经想过无数次,却没有想到,会如此轻易地得到。

就在他惊愕的那一瞬间,张差又说出了更让人吃惊的话:

“我认识他们三年了,他们还给过我一个金壶,一个银壶。”(予我金银壶各一)

陆梦龙这才明白,之前王之寀得到的口供也是假的,真相刚刚开始!

他立即厉声追问道:

“为什么(要给你)?!”

回答干净利落,三个字:

“打小爷!”

声音不大,如五雷轰顶。

因为所有人都知道,所谓小爷,就是太子爷朱常洛。

现场顿时大乱,公堂吵作一团,交头接耳,而此时,一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

作为案件的主审官,胡士相突然拍案而起,大喝一声:

“不能再问了!”

这一下大家又懵了,张差招供,您激动啥?

但他的三位同党当即反应过来,立刻站起身,表示审讯不可继续,应立即结束。

七人之中,四对三,审讯只能终止。

但形势已不可逆转,王之寀、陆梦龙立即将案件情况报告给张问达,张侍郎十分震惊。

与此同时,张差的口供开始在朝廷内外流传,舆论大哗,很多人纷纷上书,要求严查此案。

郑贵妃慌了,天天跑到万历那里去哭,但此时,局势已无法挽回。

然而,此刻压力最大的人并不是她,而是张问达,作为案件的主办人,他很清楚,此案背后,是两股政治力量的死磕,还搭上太子、贵妃、皇帝,没一个省油的灯。

案子如果审下去,审出郑贵妃来,就得罪了皇帝,可要不审,群众那里没法交代,还会得罪东林、太子,小小的刑部右侍郎,这拨人里随便出来一个,就能把自己整死。

总而言之,不能审,又不能不审。

无奈之下,他抓耳挠腮,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。

在明代的司法审讯中,档次最高的就是三法司会审,但最隆重的,叫做十三司会审。

明代的六部,长官为尚书、侍郎,部下设司,长官为郎中、员外郎,一般说来是四个司,比如吏部、兵部、工部、礼部都是四个司,分管四大业务,而刑部,却有十三个司。

这十三个司,分别是由明朝的十三个省命名,比如胡士相,就是山东司的郎中,审个案子,竟然把十三个司的郎中全都找来,真是煞费苦心。

此即所谓集体负责制,也就是集体不负责,张问达先生水平的确高,看准了法不责众,不愿意独自背黑锅,毅然决定把大家拉下水。

大家倒没意见,反正十三个人,人多好办事,打板子也轻点。

可到审讯那天,人们才真切地感受到,中国人是喜欢热闹的。

除了问话的十三位郎中外,王之寀还带了一批人来旁听,加上看热闹的,足有二十多人,人潮汹涌,搞得跟菜市场一样。

这次张差真的疯了,估计是看到这么多人,心有点慌,主审官还没问,他就说了,还说得特别彻底,不但交代了庞老公就是庞保,刘老公就是刘成,还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:

按张差的说法,他绝非一个人在战斗,还有同伙,包括所谓马三舅、李外父,姐夫孔道等人,是货真价实的团伙作案。

精彩的还没完,在审讯的最后,张差一鼓作气,说出了此案中最大的秘密:红封教。

红封教,是个邪教,具体组织结构不详,据张差同志讲,组织头领有三十六号人,他作案,就是受此组织指使。

一般说来,凑齐了三十六个头领,就该去当强盗了,这话似乎太不靠谱,但经事后查证,确有其事,刑部官员们再一查,就不敢查了,因为他们意外发现,红封教的起源地,就是郑贵妃的老家。

而据某些史料反映,郑贵妃和郑国泰,就是红封教的后台。这一点,我是相信的,因为和同时期的白莲教相比,这个红封教发展多年,却发展到无人知晓,有如此成就,也就是郑贵妃这类脑袋缺根弦的人才干得出来。

张差确实实在,可这一来,就害苦了浙党的同胞们,审案时丑态百出,比如胡士相先生,负责做笔录,听着听着写不下去了,就把笔一丢了事,还有几位浙党郎中,眼看这事越闹越大,竟然在堂上大呼一声:

“你自己认了吧,不要涉及无辜!”

但总的说来,浙党还是比较识相的,眼看是烂摊子,索性不管了,同意如实上报。

上报的同时,刑部还派出两拨人,一拨去找那几位马三舅、李外父,孔道姐夫,另一拨去皇宫,找庞保、刘成。

于是郑贵妃又开始哭了,几十年来的保留剧目,屡试不爽,可这一次,万历却对她说:

“我帮不了你了。”

这是明摆着的,张差招供了,他的那帮外父、姐夫一落网,再加上你自己的太监,你还怎么跑?

但老婆出事,不管也是不行的,于是万历告诉郑贵妃,而今普天之下,只有一个人能救她,而这个人不是自己。

“唯有太子出面,方可了解此事。”

还有句更让人难受的话:

“这事我不管,你要亲自去求他。”

郑贵妃又哭了,但这次万历没有理她。

于是不可一世的郑贵妃收起了眼泪,来到了宿敌的寝宫。

事实证明,郑小姐装起孙子来,也是巾帼不让须眉,进去看到太子,一句不说就跪,太子也客气,马上回跪,双方爬起来后,郑贵妃就开始哭,一边哭一边说,我真没想过要害你,那都是误会。

太子也不含糊,反应很快,一边做垂泪状(真哭是个技术活),一边说,我明白,这都是外人挑拨,事情是张差自己干的,我不会误会。

然后他叫来了自己的贴身太监王安,让他当即拟文,表明自己的态度。随即,双方回顾了彼此间长达几十年的传统友谊,表示今后要加强沟通,共同进步,事情就此圆满结束。

这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史料,其主题意境是,郑贵妃很狡诈,朱常洛很老实,性格合理,叙述自然,所以我一直深信不疑,直到我发现了另一段史料,一段截然不同的史料:

开头是相同的,郑贵妃去向万历哭诉,万历说自己没办法,但接下来,事情出现变化——他去找了王皇后。

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,因为皇后没有帮派,还有威望,找她商量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皇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:

“此事我也无法,必须找太子面谈。”

很快,老实太子来了,但他给出的,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:

“此事必有主谋!”

这句话一出来,明神宗脸色就变了,郑贵妃更是激动异常,伸个指头出来,对天大呼:

“如果这事是我干的,我就全家死光(奴家赤族)!”

这句话说得实在太绝,于是皇帝也吼了一句:

“这是我的大事,你全家死光又如何(稀罕汝家)?!”

贵妃发火了,皇帝也发火了,但接下来的一句话,却浇灭了所有人的激情:

“我看,这件事情就是张差自己干的。”

说这句话的人,就是太子朱常洛。虽然几秒钟之前,他还曾信誓旦旦地要求追查幕后真凶。

于是大家都满意了,为彻底平息事端,万历四十三年(1615)五月二十八日,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先生终于露面了。他召来了内阁大臣、文武百官,以及自己的太子,皇孙,当众训话,大致意思是:

自己和太子关系很好,你们该干嘛就干嘛,少来瞎搅和,此案是张差所为,把他干掉了事,就此定案,谁都别再折腾。

太子的表现也很好,当众抒发父子深情,给这出闹剧画上了圆满句号。

一天后,张差被凌迟处死,十几天后,庞保和刘成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刑部大牢里,就杀人灭口而言,干得也还算相当利落。

轰动天下的疯子袭击太子事件就此结束,史称明宫三大案之“梃击”。

梃击是一起复杂的政治案件,争议极大,有很多疑点,包括幕后主使人的真实身份。

因为郑贵妃要想刺杀太子,就算找不到绝顶高手,到天桥附近找个把卖狗皮膏药的,应该也不是问题,选来选去就找了个张差,啥功夫没有,还养了他三年。这且不论,动手时连把菜刀都没有,拿根木棍闯进宫,就想打死太子,相当无聊。

所以有些人认为,梃击案是朝廷某些党派所为,希望混水摸鱼,借机闹事,甚至有人推测此事与太子有关。因为这事过于扯淡,郑贵妃不傻,绝不会这么干。

但我的看法是,这事是郑贵妃干的,因为她的智商,就是傻子水平。

对于梃击案,许多史书的评价大都千篇一律,郑贵妃狡猾,万历昏庸,太子老实,最后老实的太子在正义的东林官员支持下,战胜了狡猾的郑贵妃。

这都是蒙人的。

仔细分析就会发现,郑贵妃是个蠢人,万历老奸巨滑,太子也相当会来事,而东林官员们,似乎也不是那么单纯。

所以事实的真相应该是,一个蠢人办了件蠢事,被一群想挑事的人利用,结果被老滑头万历镇了下来,仅此而已。

之所以详细介绍此事,是因为我要告诉你:在接下来的叙述中,你将逐渐发现,许多你曾无比熟悉的人,其实十分陌生,许多你曾坚信的事实,其实十分虚伪,而这,不过是个开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