尤石麦定定神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：“报告，这是我们——尤其是我的失职，请求上级给予严厉处分。”
领导背着双手，在陈、尤面前来回走动：
“你们专案组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主要责任应该由陈力胜来负，小陈你是组长，你是怎么抓侦查工作的？”
陈力胜不声不响。
他知道，事到如今怎么辩解也没用，说不如干，你再说得花好稻好天花乱坠，也不如快速寻找到新的线索来得有效。
这时，另一位陈力胜从未见过的领导从里间屋踱出来，那副架势，一看便知其职务不比前一位低。
这位领导倒是没有急赤白脸，说的话也和陈力胜的想法一致：
“好了，叫你俩过来就是通报这个情况。
上级说了，像这种案子，在华东社会部的对敌斗争记录中算是数一数二的，其分量之重，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。
情况你们也知道了，是坏事，也是好事，这是破案工作的动力。
说不如干，你们好自为之，回去仔细研究，立刻采取有效措施，迅速侦破本案。
从台湾密电判断，敌特方面已经进入了下一个刺探重点，要搞鱼雷快艇的技术情报了。
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
京都有指示，这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首次以直接方式实施的军事援助，如果出了问题，可能会影响以后老大哥对我们的援助走向。
二位同志，这个任务，拜托了！”
用陈力胜事后的说法，听了后一位领导的这番话，他当即就有一种跪地谢罪的冲动。
当然，他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做，只是默默点头。
9月6日下午，专案组七名成员在驻地开会。
先由尤石麦传达了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，一干侦查员听着都觉得脸面无光。然后，由陈力胜主持讨论案情，着重分析一个问题，敌特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轻而易举地获取船台相关情报的？
焦允俊要求大家先把可能窃取情报的每一条途径都罗列出来，然后采取排除法，最后不能排除的多半就是出现漏洞的原因了。
一番分析下来，众人认为有机会收集船台情报的应该是以下四种人员——首先是参与船台改造工程的船厂方面员工。
其次是工程指挥部的全部成员，包括领导、一般成员和警卫。
再次是苏联专家组的五名专家以及为专家组提供工作、生活服务的人。
最后就是上述三种人之外的其他人，这个范围就不好确定了。
应该说，以当时的政治气候，能够本着绝对客观科学的态度作出上述分析，在侦查工作中还是比较罕见的，毕竟连“101工程”指挥部的领导和老大哥派来的专家也列入嫌疑名单了。
接下来，就针对上述四方面人员涉案的可能性进行深度分析。
既然涉案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收集到船台情报，那看来他根本没有什么压力，而且操作起来比较方便。
这就可以确定与前两种人没有关系，因为在发觉船台机密被窃后，“101工程”指挥部再次加强纪律约束。
同时，人们为防止自己被怀疑涉嫌，刻以不使自己有单独活动的机会，以便一旦再次发生意外，接受调查时可以有证明人。
因此，这两类人应该都没有传送情报的可能。
第三类人员中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公务员是外围人员，无法直接接触技术情报。
苏联专家以及他们的中外助手的确有接触技术机密的条件，也有传送情报的便利，但是，如果之前船台的情报是他们中的某一位递送出去的话，为什么不把鱼雷快艇的情报一起递送出去呢？
按说快艇的情报他们也是有条件收集的，何必“一番手脚两番做”，费这么大的工夫，还容易引起怀疑。
分析到这里，前三类人员就都给排除了。大家都有点儿犯怵，因为剩下的第四类人员范围太大，从哪里着手，大家一时没有主意。
陈力胜提议，先不管那人是谁，如果能推测出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船台情报的，也许就能顺着这根线找到人。
经他一提醒，大伙儿仿佛又看到了方向。
尤石麦看了陈力胜一眼，突然说了句：“老陈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？”
陈力胜笑而不语。
尤石麦又拉下了脸：“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老陈你还有心情卖关子！”
陈力胜说出了自己的推测——那个收集情报的主儿，估计是爬到船厂铸造车间那个停用大修的烟囱上面，借助望远镜观察，实地绘了草图。
不少侦查员都露出吃惊的神情：“这也能行？”
陈力胜说当然行，这种活儿我就干过。
东海战役前我奉命对敌人在吴淞口的炮兵阵地进行侦察，要求画出草图，准确标出每一门火炮、弹药仓库以及营房的位置。
我带上望远镜和绘图工具，在夜间潜入炮兵阵地附近的一家工厂，爬上水塔熬了一宿，等到天明开始绘图，又画了一整天才算完成使命。
相比之下，攀上船厂那个烟囱绘图难度小多了，距离既近，观测也简单——就是一个船台嘛。
这么一说，大学生出身的许林马上点头：“这是现场测绘，不算什么，受过专业训练的都能行。
那个烟囱我上去过，不过当时天黑了，周边情况看不清楚，不知那个地方是否适合观察船台。老郑你看了吗？”
郑松柏说：“当时谁能想到这个？我根本没留心。”
陈力胜眨着眼睛：“我倒是看了船台那个方向，不过那时没想到这个烟囱和案子另有一层关系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晚上的时候船台上也是灯火通明，船台结构和工人师傅干活儿的身影都是看得很清楚的。
如果有望远镜的话，应该没问题。”